宪政立法与司法解释

1920年王宠惠担任大理院院长之时发表《改良司法意见》，对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大理院的司法解释权进行阐释：“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统一解释云者，当谓法院相互间解释显有抵牾之时，示以准绳，惮知适从耳。今大理院解释法令范围过广，各级审检厅遇有法令疑义，辄请解释，甚或将具体事实，易以甲、乙、丙、丁等代名词，函电商榷，不待上诉，先示意见，既违审判之责任，亦非统一解释之本旨。至检察官代表国家，居于原告地位，犯罪是否成立，公诉应否提起，果有疑义，应请示该管长官，尤不应咨询法院之意见。此后拟加相当之限制，除法院间解释抵牾及就律文抽象解释者外，概不答复，以符立法之意。”

王宠惠主张从功能上贯通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体制隔阂，建立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法秩序。他在《法学之功用》一文中指出：“法学是社会科学之最重要部分，就法律的功用言，一方面要维持社会的安定，一方面又要适应社会的变迁。‘安定’与‘变迁’，二者似互相矛盾，其实则相辅相成。规范社会的法律，必须相当凝固，方能促进社会之安定与繁荣，反之若常常加以变更，朝令夕改，人民将陷于不知适从之困苦。故法律的功用，在维持社会的安定，就此点而言，法律应求固定。但是思想风习以及生活方式，常随时势之迁移，不断在演变之中，故法律亦应顺应潮流，以求适合社会之需要。就此点言，法律亦不能一成不易。”

为此王宠惠提出两条途径：“一是以立法方式，订定新的法律，或修改旧的法律；一是以解释方法，保持固有的法律，而予以新的解释，使条文依旧而意义更新。例如美国的宪法，法国的拿破仑宪法，其中条文固经若干次之修改，但条文依旧，而只以解释方法变易其意义者，亦复占绝大之成分。故立法方面之修改，与司法方面之解释，实具同一之功用，皆能使法律适应社会之变迁。”对于解释宪法，王宠惠认为：“解释宪法或法令，尤应注意于隐藏在条文中之立法精神。”(https://www.daowen.com)

王宠惠所主张“法律须适应社会而进行修订与解释”的思想，正是《中华民国宪法》第78条、第79条的理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两个条文规定：司法院之内，设立大法官会议，行使解释宪法和统一解释法律之权。他在《法学之功用》中是这样阐释的：“我国大法官会议之组织，虽与美国不同，而其职权则颇为近似，皆有认定法律命令是否违宪之权。美国最高法院之具有上述权力，宪法并无明文规定，而系根据制宪之精神，于一八○三年审判Marbury诉Madison一案时以解释方法表达之者，该法院所为此项解释，非有意扩大本身权限，实际吾人适得相反之例证。当一七八九年国会曾制定法院组织法，扩充最高法院之管辖，卒因最高法院之判决认为违法而否认其效力，但经此判决，最高法院之有解释法律是否违宪之权，遂成惯例。回溯美国开国之初，一切规模皆极简陋，今则已成为世界上政治修明，人民康乐之民主国家，而其现行之宪法，除少数增补外，固仍系维持原有之条文。一百七十年以前之条文，仍能适用于今日，畅行无阻者，最高法院之解释，使宪法得以适应时代与国情，无捍格难行之病，其功为不可没也。”当时，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有设立宪法法院行使违宪解释权者、有设立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解释权者，而《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之大法官会议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法国之宪法委员会，以及后来德国之宪法法院，具有相同的法律解释功能。此种对欧美宪法制度的移植与适应性改造，足见王宠惠在比较法上的宏阔视野和法律技术上的娴熟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