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刑去刑

“查近来省内外对于本会查禁毒品，发生一种误会，不是说处罚料贩的刑罚太重便是说本会注意轻犯忽略重犯，这种错误的见解与禁毒前途关系甚大”[23]。当时民国山西禁毒委员会的禁毒刑罚中包含了财产刑与生命刑，但也是由于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于家庭个人而言“要知金丹料面的为祸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我山西人民被其毒者尤昭昭在人耳目，最堪痛心的地方就是一染此种嗜好，便即使人促短其使命，灭绝其后嗣、倾家荡产，神气萎靡”[24]，于整个民国山西社会而言，社会状况堪忧，“我们山西近年来民穷财尽，百业凋零，其所以闹到这步田地，原因固然很多，而为金丹料面之大宗输入，人民之不自振作的成分实居多数”[25]。鉴于严峻的社会形势，毒品如洪水猛兽大宗运入山西，对于毒贩的打击自然也要严刑峻法，正可谓“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26]，真正的良法必须符合时代进化，缘社会情势变迁之故，当然严峻的生命刑与财产刑只是针对恶劣的特定犯罪主体，即“制造、运输、贩卖或意图制造贩卖而持有毒品者”及“公务员庇护他人犯本条例第三条之罪或有收受贿赂情事者”，并非针对大众群体。此外严刑峻法的设立并非以惩罚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严厉的刑罚来抑制、震慑更多的毒品犯罪行为，牺牲少部分毒贩的利益来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尤其不忍见我们三晋人民之自趋萎苶，才发起了拯救大多数人的慈愿，不惜牺牲少数罪大恶极的金丹料贩，审慎规定了极重的条例，以期惩一儆百，使贩卖者寒胆而洗手”[27]以达到禁绝毒品的目的，“完全是为社会排除危害，并非以杀人为目的”[28]，与“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29]的夙愿是无异的，严刑峻法实质是出于“公平与善”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