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替代性毒品嗜吸民财

山西厉行禁烟足为他省典范，但是厉行禁烟的同时，也是流弊暗生，禁止种植烟土，烟土供不应求，价格高涨，平民却烟瘾未断，烟土吸用不起，于是替代鸦片的新型麻醉毒品趁虚而入，占据市场，“麻醉药品的销路随土价涨跌而异，如汾州烟土价廉，吗啡就绝迹了，太原烟土价贵，金丹便充斥了，所以烟禁越严，麻醉毒物的传播也同时愈有机会”[11]。好利之徒贪图暴利不惜以身试法，毒品的运输藏匿方式也是奇巧百出，据孔祥熙博士报告，市场服用金丹的多至一百余万，每年耗费不下一万万元，兹将山西深受麻醉药品（仅金丹）毒害的典型县略表如下：[12]

表1　山西受麻醉药品毒害的县统计表

此外，禁毒委员会成立之前正值农村经济破产之际，民生正值穷困潦倒之时，而省内之地，不论富庶，在毒品上的花销早已经超过了家庭经济的负荷，为困境再造为难之势。“及至十九年后，一般农村经济宣告破产，人民生计，陷于绝境，几有无法为生之势，狡猾者流，基于此种关系，遂铤而走险，群起从事于毒货之贩运，冀其免于饿死”[13]，而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其中利益巨大，可惜贩毒者群体还是少于吸毒者群体，“况贩运毒物，虽或能致富，然致富者为少数之人，蒙其害者，却为多数之人，且由此而获利者，以其来之既易，故挥之去也亦速”[14]。而在毒潮涌动的社会实境下，富者易贫，贫者愈贫，或是暴利引诱或是迫于生计，民国山西的资金外漏严重，加剧了农村经济破产困境下的悲剧，贩运者群体的富裕难以修复吸毒者群体的愈加贫困之势。山西人素以经商出名，但由于外部环境不景气，关东，外蒙古，西北受各外国势力钳制，经商事业蒙受霜雪，外来财源命脉受损，内部农村经济破产，坐吃山空，开源受阻，自当节流，可惜难断毒瘾纠缠。“据国际禁烟委员会统计，世界制造麻醉毒品工厂，计一百三十一处，每年输入我国数量为一百四十三万三千六百两（中国烟祸年鉴），而北平晨报记者云，料面在山西最近十年来，吸收山西金钱，至少在六万万元以上”“以六万万元平均分配于山西一千三百万人，则每人每年约有五元之负担矣”[15]，山西经济内外交困，毒品泛滥无疑雪上加霜，丹料充斥，而二十年漏卮[16]之数，竟在十万万元以上，由此积极经济之损失，可见民财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