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剧本坚守现实主义精神
作为这部现实主义电视剧《白鹿原》的编剧，要把重文学与心理描述的小说文体改编成重动作重过程重情节重人物的电视剧剧本，编剧申捷花了3年时间。“他的付出和艰辛不会比我父亲少，这种精神值得敬佩。《白鹿原》对得起‘良心大剧’几个字。”这是陈忠实儿子陈海生对编剧申捷和电视剧《白鹿原》的评价。
电视剧《白鹿原》播出后，申捷获得了好评：“巧妙地将文学思维转换为视听思维，角色丰满，关照现实。”关照现实四个字标志着现实主义电视剧《白鹿原》审美取向与审美表达的成功，是一次“力求站在当代思维的高度，尊重电视剧的特殊规律进行的改编”，这是现实主义电视剧剧本改编的成功，这为这部电视剧的摄制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电视剧《白鹿原》对小说进行了提炼与增删，它将笔墨着重于白、鹿两家的争斗，通过演绎两个家庭不同子孙，曲折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展现了新旧文化在原上的碰撞中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以及下一代白鹿原人的自我觉醒和对旧文化的反抗。它的双重主题对比十分鲜明，展现了恢宏的历史背景中特定时期的文化思考，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以白鹿原辐射到陕西地区乃至中国的文化变迁、百姓精神生活的裂变、传统价值观的嬗变，在维护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成为杀人的工具，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多面与复杂性。
电视剧《白鹿原》在人物的细节刻画上也是亮点不少，比如对几位女性角色的处理，对田小娥的二度创作给予了深情的女性主义关怀和同情，对白灵则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勇于选择的歌颂，对冷秋月则是哀其不幸叹其不争。但田小娥虽然敢于追求爱情，却被吃人的礼教害死；白灵追求自由，牺牲在对理想的追求中，而冷秋月则死在旧礼教的毒害里。电视剧给予这三位女性角色以悲剧的极致——死亡结局，这恰恰是旧社会中国女性宿命的深刻展示。
电视剧《白鹿原》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是深刻的，剧中展示的问题如今依然值得观众思考，比如白嘉轩和白孝文这对父子，他们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产物，他们是血亲的父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特别是白孝文这个家世纯正知书达理的孩子最后却为宗法文化扭曲走向反面，那么复杂那么扭曲那么多元又那么真实，而这样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
这样对现实的关照就是现实主义电视剧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我们看到，电视剧为每个主要角色都补全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爱恨、他们的性情、他们诉求的成因、他们命运走向的缘由，让原著中模糊的形象身段变得清晰生动，丰满诱人起来，这是电视剧这种载体的叙事方式与小说载体表达的不同，也是电视剧这种艺术表达方式的魅力所在。
就情节而言，电视剧的处理也更加完整。比如祠堂三段戏，一是兆鹏哄白灵尿尿在供桌下，既暗示了两人的反叛精神也铺垫了情感；二是小娥想进祠堂被孝文扶起，为两人之后的命运纠葛埋下伏笔；三是孝文和媳妇在祠堂亲热被小娥撞见，既暗示某种三角关系，也给孝文扭曲矛盾以致破罐破摔的人物走向增添注脚。还有兆鹏剧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几段戏都为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增添了细节与说服力。
有专家指出，《白鹿原》的改编成功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改编路线：尊重原著的同时尊重媒介。正是这个改编成功的剧本点燃了导演刘进创作的欲望和热情。
电视剧《白鹿原》的导演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西北汉子刘进。精美的影像、舒缓的调性、演员们稍纵即逝的精准表情捕捉，以长镜头的跟拍形成独特的镜头语汇和美学风格是刘进的创作特点。这些恰恰是一部史诗电视剧所需要的。
“不允许这部剧有瑕疵”是刘进对《白鹿原》的创作态度。
影视是视听结合的艺术，对现实主义年代戏，美术部门的工作至关重要，包括场景、道具、服装、化妆。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作为现实主义电视剧，其最高的审美原则是贴近生活的真实，对美术部门来说，首先就是要在还原生活场景的前提下，创作符合剧本所要表达的主题、传递思想的影调、色彩、环境、场景以及每一个角色的服饰、造型。
由此，我们看到恢宏壮阔的原、一望无际的麦浪、古朴克制的白鹿村、庄严肃穆的祠堂、白鹿两个大户庄园、朱先生的白鹿书院、黑娃的小破窑洞以及当时的西安古城等一个个既符合原著、贴近生活，又利于演员表演、镜头展示的场景、大小道具以及每一个角色的服装、化妆、造型，镜头所有、画面所现，无不统一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营造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审美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