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课堂教学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课堂教学的方式，老师借助多媒体对学生展开的教学工作无论在视听还是在教学效果上较之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均有了质的提升，这种教学方式的现场感和临摹感无疑成为当代课堂教学的新手段，毋庸置疑，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欢迎。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知识传授过程除了色彩的绚丽，获得极佳的试听享受之外对于学生而言，对他们的影响和改变几乎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毫无二致。为何多媒体教学与非多媒体教学在最终的结果上意义和目的是一致的呢？因为他们对于知识的传授占据了主导地位。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在整个儒家文化圈中享有盛誉，是因为孔子独特的“言传身教”法。至今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仍然将儒家文化视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原因皆在于儒家文化所具有的身体力行的特性对个人人格的成功塑造，以及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平衡关系的把握上。因此，以孔孟之道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塑造出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在强烈的出世修炼中最终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和人生重负。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人格塑造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健全人格的完善，以及通过完善的人格来惠泽社会。孔子通过自己周游列国来实践自己的人生使命，虽“惶惶如丧家之犬”，然其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却成为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所恪尽职守并最终想要获得结果。如果作为老师的孔子通过“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方式最终完成了对学生完善人格塑造的话，那这将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韩愈在师说中提到的“传道、授业、解惑”与孔子的理论之间有何关系？“传道”是对真理的恪守和不容改变的决绝，因而这里的传道所产生的是在机械式的基础上对学生思想的约束和限制。“授业”是对师之道的继承，这样的师之道也是在毫无变通基础上对真理的恪尽职守，是墨守成规的无主性表达。“解惑”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说明，即“解经”或“注经”。从这样的角度而言，韩愈的师说不是对孔子思想的放大，而是对思想和自由维度的极大束缚，他与孔子以培养健全人格并通过此来惠及他人具有本质的不同。即孔子给予弟子最大的自由度来寻找为师之道、人生之道，这样的寻找伴随的是与生命实践相一致的人格塑造，然而，韩愈的为师之道却成为对思想和自我的遮蔽，这种抵触成为以后对孔子之道的误解和误读。

经过“代代腐儒”“我注六经”式的机械式运作，儒家经典已变得面目全非，儒家文化已被阉割得七零八落而成为对人性和人格最大限度的约束、限制和伤害。可以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对教律、典籍在毫无生机基础上的重复，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挣脱教条的血泪史，而现代史就是挣脱教条之后重现建构典籍和文化的发展史，但是，这样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被迫做出的改变和主动做出的改变最终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在现在的教育过程中，西方传教士起到了作用，他们在深刻地表达着对中国侵略的过程中，歪打正着地切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要害。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的健全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落后所导致。他们从当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角度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学习最终转向了向西方文化的学习，而前提就是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发出了对“孔家店”的最后一站，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四川的吴虞成为只手打孔家店的第一人。鲁迅强烈呼唤的摩罗诗人成为那一时期新型的偶像。“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成为鲁迅“立人”的基本思想。即是说，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彰显纯净的人的灵魂，从庸众中发现并培养健全的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格的人，只有这样独立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中国才有希望。时过境迁，然而，在某个相似的地方相遇了，并且以极其相像的方式展示着真理的正确性。孔子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最终所言完成的是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而鲁迅的“立人”思想同样也是对健全的自由人格的塑造。他们共同指向了“人格”问题，区别在于，比起孔子的凄凉，鲁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物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两相比较，鲁迅的认知更加符合人性，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然而，随着现代教育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这样的具有健全人格的培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它对塑造健全人格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才能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呢？用知识吗？弗兰西斯·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已经时过境迁。现在，每一个大学生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做到自学，他们可以有很多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如去网上自由购买自己所中意的书，去图书馆轻易就能获得知识，如此岂非老师无用？可见，老师对知识的传授已经受到挑战，老师不传授知识，那应该传授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