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阴、肾阳概念在汉至宋金元时期的发展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以阴、阳并重创制了肾气丸，为治疗肾气虚弱、命门火衰的代表方剂。至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藏脉诊》中有记载“肾阳”一词，“诊得石脉急甚者，是谓寒气乘肾阳气走骨而上，上实下虚，故骨癫也”。对肾阳、肾阴含义划分的论述出现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肾脏方》中，将左肾右命门分为壬与癸，壬癸皆为水，而壬为阳水，癸为阴水。宋金元时期是肾阴、肾阳理论发展关键时期。许叔微首将肾阳作为脾阳的根本。他在论述二神丸主治病症时说道“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如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一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此处“肾气”指肾中真火。张元素在《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中首次指出了肾是阴水阳火的统一体：“肾为水脏，而真阳居于其中，水亏则真阳失其窟宅”“肾火与水并处，水不足，火乃有余”。在肾藏象学说的发展过程中，与相火理论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相火”一词最早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君火以名，相火以位。”金代的刘完素发挥相火理论，倡导“命门相火说”。他认为：“左肾属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故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朱丹溪继承了刘完素的相火理论，又进一步阐发与补充，对肾阴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相火之性易于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