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后多从“内因致病”论治中风病

至金元时代，许多医家对外风入侵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刘河间提出“心火暴盛”的观点，李东垣认为“正气自虚”，朱丹溪则以为“湿痰生热”所致。三家虽立论不同，但都偏重于内在因素，这是中风病因学说的一个重大转折。与此同时，王履又提出“真中风”与“类中风”的论点，《医经溯洄集·中风辨》说：“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明确指出，外风入中所致的病证是“真中风”；而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以内风立论的中风应是“类中风”。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非风》中也提出了“中风非风”的论点，认为本病的发生“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凡此病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其病机是“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而昏愦，猝然仆倒……”王肯堂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指出“久食膏粱厚味，肥甘之品，损伤心脾。”清代沈金鳌则从体质类型与发病关系做了阐发，他说：“肥人多中风。河间曰：人肥则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以通利，故多卒中也。”（《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叶天士综合诸家学说，进一步阐明“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导致“内风旋动”的发病机制；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气虚血瘀”而成。上述各家对火、气、痰、湿、瘀血阻络等致病因素都分别做了探讨，对于完善中风的中医病因病机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