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配伍理论发展

有人类就有医药活动，传说神农、黄帝时代已有方药。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方书《五十二病方》，有组方和随症加减的记载。如治疗疽病，甲方有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酒八药，乙方则在甲方基础上加甘草而成。同时，根据疽病调整药物用量，如“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的记载，显现了较高的组方用药水平。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内经》中记载了治法和组方理论，特别是汉代《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方剂学的基础。晋唐时期，方书多、方量大，诸如《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小品方》《外台秘要方》等，重在经验用方的积累。到两宋时期，医家开始重视方剂的理论，出现“方论”。金元时期，医家学派纷呈，理论创新迭出，治法方药多有创新，重视中医理论指导下遣方用药。明代，载方最多的《普济方》问世，方药研究专书《医方考》出版，各科用方更为精细。清代，简便方书增多，《医方集解》以方剂功能分类为主体，方剂学科基本成型。民国时期，受西医影响，出现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开始出现方剂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剂学正式成为独立学科，进入规范化教学和研究阶段，方剂学蓬勃发展。

“君臣佐使”配伍、性味配伍是中医重要的组方原则，《内经》中早有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关于性味配伍，《素问·至真要大论》也有详细描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此外，《内经》所论的阴阳、气血、经络、脏腑、五味、归经等理论，说明中医诊疗水平远远超出一病一方或单方治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施治等思维已经形成，为方剂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对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制剂、剂量等论述更加明确。如：“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描述了君臣佐使配伍原则和配比的变化。“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描述了性味配伍理论的基础。“药有阴阳……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时，用意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就是药物配伍理论中“七情和合”的源头，指药物配伍中的特殊关系。

《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所载方剂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卓著，在审证求因、因证立法、以法制方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书中记载的药物运用规律、炮制、配伍、剂量、制剂、服法等理论和规程仍然指导着当今临床用药。

方剂学发展有两个阶段特征：① 从经验用方转向理论组方，从理法方药脱节转向理法方药相结合。② 从辨症、辨病论治转向辨证论治，从对病、对症转向方证相应。方剂配伍主要是药味构成和剂量比例。药味配伍的原则是君臣佐使、七情和合、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实现方证相应、增效减毒。总体上看，不同时代方剂配伍原则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指导着临床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