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代中医学对流感的认识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明确地将外感病分为伤寒、时行、热病、温病、疫疠5类，将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点的外感热病独立描述。特别是在论述疫疠时提到：“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这些认识为后世温疫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预防和治疗疫病的方法和方药。其所载治疗伤寒的方剂，如解肌汤、葳蕤汤等，可以视为治疗传染性外感热病的另一法度，对临床实践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学者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中医外感热病理论有所创新。如庞安时在之前医家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时行寒疫”之说：“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皆为时行寒疫也。”并且详细论述了其发展过程和治疗方法，记载了大量方药，为这类疾病的治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明确地将外感热病分为伤寒、热病、温病、温疫、温毒等类别，并分别进行论述，创制了大量的治疫方剂，其中就包括治疗四时伤风、温疫的名方败毒散。

金元时代，名家辈出，很多医家的理论创新也是在外感病的实践中实现的。刘完素立足运气学说，对外感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用药力主寒凉，创制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表里双解剂，为后世外感病的辨治开启了新的思路。李杲所处年代正当金、元之交，兵荒马乱，疫病流行，其脾胃学说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大部分内容是李杲对当时疫病认识和治疗的总结。

明代的吴有性在《温疫论·自叙》中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氏名之为“疠气”，“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他又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这就从病因角度，对一般的外感热病和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特殊外感热病做了区别。吴氏对“疠气”的致病特点、传播途径、传变方式、辨证论治，总结出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治法方药，自此，疫病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随着清代温病学派的崛起，温病从伤寒的框架中独立出来。基于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一批温病学大家的智慧和创新，温病学形成了成熟、完善而独特的辨治体系，形成了完备的理、法、方、药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诊疗方法。温病除了包括传染性、流行性极强的瘟疫外，还包括传染性、流行性不甚强及没有传染性、流行性的外感热病。温病学中总结的辨治规律，对当今流感类疾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