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器官组织纤维化是损伤-炎症-再生-修复过程综合病理反应的结果，即是慢性损伤的修复病理过程。生物学上的纤维生成是动态的，但不同器官的可塑性程度并不相同，不同器官的病变与纤维化改变相关的事实，提示纤维化是一常见的致病途径。任何器官的疾病相关性损伤都会引发复杂的细胞与分子级联反应，长期进展则继发器官实质的瘢痕化，最终导致细胞功能障碍、器官衰竭。发达国家因病致死的疾病中，45%的疾病均与纤维化有关。器官组织的“损伤反应”为多种细胞的复杂活动所协调，在这些细胞中表达特殊的分子途径。细胞包括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和T细胞）、上皮细胞、纤维生成效应细胞、内皮细胞等。目前已经明确了多种效应细胞，包括成纤维细胞、肌成纤维细胞、骨髓衍生细胞、纤维细胞及可能由上皮组织转分化的细胞（上皮-间质细胞转分化，EMT）。随着纤维化进展，肌成纤维细胞增殖，具有收缩性的介质启动病理组织收缩；由此发生的系列事件导致身体器官变形，进而损害器官功能。虽然迄今已经了解了很多纤维化的细胞和分子过程，但是却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特别是针对纤维生成的治疗更加罕见；可能主要由于纤维化是一复杂的病理过程，体内正负反馈又交叉调节，故多靶点综合治疗可能是获效的重要策略。中医药防治脏器纤维化研究起始于肝纤维化，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肝脏病学的奠基人汉斯·波波尔（Hans Popper）曾指出：“谁能阻断或延缓肝纤维化，谁就能治愈大多数慢性肝病”（EASL Consensus Statement.J Hepatol 2003，39（S1）：S3～25）。但由于纤维化是一组织学病理变化，通常认为纤维瘢痕组织一旦形成是不可能消解的。国际上对其病理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在此时期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我国医学领域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策略及70年代“血瘀与活血化瘀”研究热潮的兴起，发现活血化瘀对结缔组织增生性病变，如硬皮病、瘢痕组织及食道狭窄等有一定的疗效，“强肝软坚汤”可以有效改善四氯化碳诱导的大鼠肝硬化，认为其主要作用在于降解胶原；活血化瘀为主临床治疗肝硬化，可有效地改善肝功能及肿大的肝脾。日本血吸虫病所致的肝脏病变是最典型的肝纤维化，早期的中医药治疗多针对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论治，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整体效果并不理想。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丹参治疗血吸虫病脾肿大有效的报道；70年代，王玉润等从病证结合、临床辨证分型施治入手，将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分为单纯血瘀气滞型、血瘀气滞偏阳虚型与血瘀气滞偏阴虚型，应用活血化瘀方“桃红饮”（桃仁、红花、当归、丹参、槟榔）为基础，加减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结果表明这一治疗方法可改善肝功能和微循环。进而对活血化瘀复方的拆方研究结果提示，方中桃仁起主要作用；继而进行桃仁不同制剂（桃仁霜、桃仁油及桃仁提取物）的筛选又发现桃仁霜及桃仁提取物的抗家兔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作用与活血化瘀复方的效果相似。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患者接受桃仁提取物治疗后，肿大的肝脾有所缩小、肝血流量及尿羟脯氨酸排泄量增加。此间陆续报道了丹参、葫芦素B、齐墩果酸、汉防己甲素等抗纤维化的实验结果，为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带来了希望。

了解纤维化内在的分子机制与发展新的治疗方式密切相关，它与病因学研究一样重要。目前，在抗病毒阻断或逆转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病程的研究中，成功发现了肝纤维化消减的自然史，是临床实践颠覆传统理论的典型范例，也为抗肝纤维化治疗药物研究确立了临床基础和目标。虽然诸多药物的抗肝纤维化作用已被体外或动物模型证实，但是至今未有化学或生物类药物在临床被证实，或者是商业化。另外，肝纤维化的治疗需要两种或更多的关键致病靶标或者通路相结合。中药复方具有多成分和复杂作用的特点，恰与纤维化复杂病理变化相契合，坚持“思维方法为魂，临床疗效为本”基本思路，在临床观察、分析中医病机的基础上，传承古代相关理论精华，基于临床实践，针对性选方用药，结合现代设计方法及技术手段评价中医药防治脏器纤维化临床疗效，并采用现代生命科学方法研究有效中药的作用机制与配伍原理，推进中医药治疗脏器纤维化理论的发展与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