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护脾胃，理气调中
脾胃为后天之本，若脾为湿阻或脾困生湿则运化乏力，五脏百骸亦缺所养。恰如周慎斋所说：“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疑是，何以言之？”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疾病日久矣。湿邪为病，最易侵伤脾胃，因脾为湿土，主运化水湿，一有受损则水湿停聚。外湿亦然，正如《叶选医衡》所言：“湿者，天地间阴阳蒸润之气也……更喜侵于脾胃者，以其同气相感也。”《慎斋遗书》云：“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补肾不如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颇多。”脾胃以膜相连，脏腑经脉为表里，脾运胃纳互相依赖，一升一降相反相成。一方受损，必影响它方。湿邪中阻虽有偏重，但脾胃双方均受影响，只是轻重缓急不同而已。路志正对上述观点颇为赞同，强调湿之治疗要“本中土”。认为脾为中土，易留湿邪，胃主受纳，其务最繁，因此他治疗慢性疑难重症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多立足脾胃，处方用药虽有偏重，但多兼治之，如化脾湿必佐以开胃，药如砂仁、陈皮、枳壳、香橼皮等，祛胃湿多佐以运脾，药如佩兰、藿香、白蔻仁、薏苡仁、茯苓等，使其相得益彰，亦有“先安其未受邪之地”之意。
如其从湿热论治糖尿病，认为虽多为燥热阴伤见症，而究其起因则多为饮食失宜，过食肥甘厚味，酿湿伤脾，脾伤不能运化津液，湿热更伤阴津，湿多津少而燥生。湿为阴邪，其显不著，燥为阳邪，其征昭然。湿热伤脾为本，燥胜阴亏为标。早期治疗当治其本，用药多以化湿醒脾恢复脾运为法，同时叮嘱患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杜绝起病之源尤为重要。及病已成，燥热之象明显，益气养阴润燥又当兼顾祛湿，湿去而脾困除，津液自然来复。治湿用药以甘辛、辛润、苦润为主，多选用苏叶、荷叶、葛根、苍术、白术、白豆蔻、白茅根、芦根、黄连、黄柏等，以免过用辛热再伤阴燥。糖尿病虽经多番施治，根治不易，此与湿邪胶着不化不无关系。疾病发展到后期，变证百出，脾肾等五脏六腑功能紊乱，燥热之势反而不显，而湿邪见症尤为突出。
湿邪外感或内生，其本在于机体正气的亏虚，脏腑功能失于调节致使湿邪侵袭或内生。因此，在湿病的治疗中，不仅要重视祛湿，更要重视扶正。水湿内停，祛湿总为标，路志正更强调扶正法治本，尤其注重通过调理脾胃达到培护正气的作用。
扶正之法，总在调理脾胃的基础上，采用益肺利水、健脾祛湿、舒肝化湿、温肾化湿、强心利水等法，以扶助肺、脾、肝、肾、心的内在功能，而达到正复邪去的目的。上述诸法，适用于因脏腑功能失调，气化不足，而致水湿内停的病证。“本中土”的意义还在于要协调扶正与祛邪的关系。临床上病证复杂多变，虚实兼夹，寒热错杂者甚多，单纯用补药恐补而留邪，单纯用攻药又虑伤正。故祛邪与扶正同时并施，以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而祛邪的目的。在此还当区分祛邪与扶正的孰轻孰重。
邪气实，而正已虚或因实致虚之时，即以祛邪为主，佐以扶助正气。如猪苓汤，用于水热互结，小便不利，淋漓涩痛，小腹胀满，口渴心烦之淋证兼阴伤者，以清热利水为重，佐以滋阴，利水而不伤阴，滋阴以助去水。五苓散，用于水肿，身重，小便不利，小腹胀满，或吐泻交作，兼有脾虚者，以化气利水为主，佐以健脾。又如水臌患者，腹大如鼓，腹壁脉络暴露，尿少，形衰，气短，服舟车丸后，饮独参汤，亦是取祛邪佐以扶正之法。
若正气已虚而邪气未退尽，或因虚致实之证，又当以扶正为主，佐以祛邪。如济生肾气丸，温补肾阳，化气利水，用于阳虚水泛，小便不利，水肿等证。完带汤，以益气健脾为主，兼以疏肝祛湿，用于脾虚失摄，带脉不固，肝气不舒，湿浊下注的带下、白浊等证。又如肾病终末尿毒症期病势危重，湿浊内壅而见尿少，浮肿，呕吐，四肢抽动者，临床上单纯利尿往往尿量不增，单纯止呕、镇痉，呕吐、抽搐依然。只有首以温肾健脾，益气活血为要，改善肾的气化功能。气化行则小便自利，湿浊自化。“化”体现了调动机体自身的内在积极因素，亦属扶正佐以祛邪法。
自古以来，治湿之法甚多，路志正临床上尤擅长运用“宣化渗”三焦分治的方法治疗湿病。路志正临床对湿病的治疗倡导遵从温病的三焦辨证法，主要通过宣、化、渗的方法，从上、中、下三焦对湿邪进行分治。他临床运用时，往往是多法合用，上、中、下三焦同治，宣上、化中、渗下并施，但常以中焦为重点。特别顾护到肺之肃降，脾气之运化，肝之疏泄，肾之开合，三焦之气化。对于湿邪侵袭在肌表、经络、脏腑的不同部位，亦采用相应的治法，灵活权变；在表者，宜宣散在肌表之湿，但以微微似汗出而愈，不宜大汗淋漓，以湿性多兼故也；在里宜运脾祛湿。其上者引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祛邪于近途，或从汗解，或从便泄，或从中化。遇有湿从热化而成湿热病，或从寒化而成寒湿病者，或湿阻气机致脏腑功能失调，或遏阻经脉致气血瘀滞，或湿邪过盛聚成水饮，或凝结为痰痹阻于脏腑经络者等，其治万变不离其宗，总以治湿为主线。湿重于热者，祛湿为主，清热为辅，选用辛温与苦温药物相配伍，湿去则热孤；热重于湿者，治宜苦寒清热为主，燥湿为辅，可使热清湿祛而病除；湿热并重者，属于湿郁热蒸，热处湿中，胶结难解的一个类证，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遣方运药，颇为棘手，只有燥湿与清热同时并进，更要有所偏重，始能收到湿祛热清之效。且治湿病，切忌大辛大热之品，以免过燥伤阴；湿热搏结者虽应苦寒清热燥湿并施，又不宜过用大苦大寒之味，以免湿邪凝滞不化，或化燥伤阴。路氏通过临床验证，从湿痰入手，治愈许多疑难杂病。杨春波为我国脾胃病湿热理论的首创者之一。他认为湿热具有阴阳二性，以隐匿、渐进、缠绵、反复为病理特征。湿热盘踞中焦，可熏上、下注、旁达、着络，湿热中阻，气机郁滞，症见食欲不振，大便溏薄或呈黏液样便，舌苔黄腻的胃痞、胃痛者，杨春波用清化饮等系列方剂予以理脾清化，调气舒络，常收到良好的临床效果。
湿性黏腻，易阻气机，湿病治疗首当疏畅气机；而疏畅气机，应着眼于肺、脾二脏。“脾属阴土而位居中央，既能运化水谷精微，又主人身之气机升降，所以脾具有坤静之德，又有乾健之能，可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交泰之常”，故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言道：“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暑湿俱化，且肺脏受气于阳明……故肺经药多兼入阳明，阳明之药多兼入肺也。在肺经通调水道，下达膀胱，肺痹开则膀胱亦开。是虽以肺为要领，而胃与膀胱皆在治中，则三焦备矣。”所以，只有脾肺之气机通畅，才能达到气化湿亦化的目的。路志正将这一理论，始终贯穿于湿病辨治的整个过程中，在详为辨证的基础上，无论苦温燥湿、清热祛湿、淡渗利湿或扶正达邪，均在方中佐入一二味宣降肺气、化浊醒脾之品，药如杏仁、桔梗、苏梗、藿梗、荷梗及藿香、佩兰、白蔻仁、枳壳等，以起到宣肺气，醒脾运，畅三焦，有利于其他药物更好地发挥作用之目的。这些药物药虽少，但在方中所起的作用却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