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　　景

中医对湿病的认识，来源于《五十二病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发展于金元，完善于明清民国，成熟于当代。

湿邪致病，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所致，认为是妇女在分娩时居处潮湿太久，婴儿受到湿邪的侵袭，而引起口噤、项强、筋脉挛急、搐搦的痉病。《内经》则以人与自然、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五运六气等理论，对湿气、湿邪的产生及湿病的病因病机、症状表现、治则等已有较详尽的阐述，为湿病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湿邪的特殊性和致病特点有系统的论述，认识到既有外湿内湿之分，又有清浊之殊，上受下起之异，即《伤寒论》所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是也。关于湿病的治疗，《内经》提出了较完备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治疗湿病的圭臬，概括起来有苦温燥湿、淡渗利湿、疏风胜湿、清热祛湿等；《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湿温”“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提出了湿温的病名。

东汉张仲景在充分吸收《内经》等论著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撰《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临床证治的奠基之作，《金匮要略》中，将雾列为五邪之一，“五邪致病，各有法度……湿伤于下，雾伤于上”。将湿邪所致的疾病，作为独立病种进行了讨论。诸如对湿痹、历节、肾着、胃痞、下利、黄疸、黄汗、狐惑病、浸淫疮等多种内、外、妇科湿病，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开创了湿病的辨证论治先河。在病因方面，描述得十分具体，如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肾着之病“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黄汗之为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等。在辨证论治方面，注意辨别表里、上下、寒热、虚实。如风湿在表予麻杏苡甘汤，寒湿在表予麻黄加术汤，风湿表虚证予防己黄芪汤，风湿表阳虚证予桂枝附子汤，而表里阳气皆虚者予甘草附子汤。治黄疸病，阳明湿热发黄予茵陈蒿汤，外有表邪里有湿热予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湿热郁于三焦热势较重予栀子柏皮汤，黄疸湿重于热予茵陈五苓散。《伤寒论》第259条，还讨论了寒湿瘀热发黄等内容，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之详明，层次清晰。在治疗上，根据湿证上下、表里、寒热、虚实提出具体治法。

隋唐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流派蜂起，各家学说争鸣，使湿病理论和临床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各科病证源候一千六百九十九候，其中与湿病相关的如湿疸、湿癣、湿疥、脚气病等进行了阐述，对其病机的发挥简明精要。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七》中，进一步具体描述了风毒脚气的病因，认为可由久坐久立湿冷之地或汗出当风取冷所致。宋代朱肱《类证活人书》，在继承《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理论的基础上，对湿病的论述，极为详尽。宋代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对湿邪致病的隐袭性及广泛性更有深刻的认识。金代刘完素根据当时的气候环境及其对湿病的认识，提出了湿自热生的论点。李杲从脾胃内伤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脾胃损伤，中气下陷，内伤酒湿等病证，创造性地提出了“升阳除湿”的治疗大法。朱丹溪在继承刘河间等人学术思想基础上，进而认为湿病以“湿热相火为病甚多”（《格致余论·序》），“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并认识到湿病在发病学上不仅具有地域气候特点，且与饮食习惯紧密相关。

明代张介宾全面总结了前贤的理论，是医学之集大成者，其对湿病的认识较为全面系统。如《景岳全书·湿证》曰：“湿之为病……其为证也，在肌表则为发热，为恶寒，为自汗；在经络则为痹，为重，为筋骨疼痛，为腰痛不能转侧，为四肢痿弱酸痛；在肌肉则为麻木，为胕肿，为黄疸，为按肉如泥不起；在脏腑则为呕恶，为腹满，为小水秘涩，为黄赤，为大便泄泻，为腹痛，为后重，脱肛，疝”等证。清代对湿病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学验俱丰的温病学家，其中当推叶天士、薛己、吴瑭、王孟英为代表。叶天士门人所记的《外感温热篇》中，发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之感叹，因此，他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探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湿病的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中以路志正论湿颇为系统，他“审三因，察湿证；本中土，宣化渗；轻扬剂，和百病”。湿病诊治体系独树一帜。路志正的《中医湿病证治学》为我国第一部湿病专著。该书全面阐述了湿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常见证候、治疗及湿病的研究进展、湿病的预防与护理；介绍了中医名家干祖望、邓铁涛、朱良春、颜德馨、何任、杨春波等8位医家治疗湿病的宝贵经验，同时具体介绍了路志正治疗湿病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此外，还有非常多的著作涉及中医湿病理论，如蒋森主编的《湿热论》、王彦晖主编的《中医湿病学》、吴仕九主编的《现代湿热病证理论与临床》等，也对其做了简要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