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骨折简史

中医治疗骨折简史

中医治疗骨折历史悠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公元前3世纪，《内经》记述了全身主要的骨骼和关节，初步奠定了骨科学的基础。并提出“肾主骨”及气血与骨关系的理论，认为人体的骨骼生长和修复受到自身的生长发育因素及生殖因素的影响，骨骼的创伤疾病及其修复与气血盛衰关系密切。这些理论，成为尔后2000多年治疗骨折的基础理论。

公元3世纪，中国著名的外科之祖——华佗及其弟子施行了骨科手术，主张通过功能锻炼治疗骨、关节损伤。华佗创“五禽戏”并指出这种体育疗法能使“气血流通，病不得生……并利蹄足”。至此，中医治疗骨折的基本理论、治疗观点和按摩（复位）、包扎固定、内外用药及功能锻炼四大疗法初步形成。

公元4世纪，葛洪提出应用局部外敷药物后加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葛洪提倡的不超关节的局部固定法成为中医治疗骨折的主要外固定法延续了16个世纪。葛洪对开放性创伤和危重创伤还有较科学的认识。他提出开放性切口可受“毒气”感染和继发感染，并记述了股动脉、肱动脉外伤出血和颅脑损伤，指出这些损伤的危险性。他主张用有杀菌作用的药物和酒、葱白煮水和盐水处理伤口。他描述的整复下颌关节脱位的方法至今还为临床所应用。

公元841～846年，中国骨科大师唐代蔺道人对骨折的诊疗进行了总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蔺道人认为骨折的修复首先依赖气血的生长，提出：“凡骨折，皆用热药，以生血气。”他治疗骨折首先整复，总结了正骨五法；介绍了肩关节脱位的整复法——靠背椅式复位法及手牵足蹬法整复髋关节脱位。蔺道人很重视药物的应用，不仅创制有活血化瘀、舒筋活络功效的外敷、外洗药方，还根据骨折损伤的轻重，不同的病程、症候、体质辨证地应用攻下逐瘀、活血化瘀、补气补血和调补肝、脾、肾的方药，奠定了辨证论治骨折损伤的理、法、方、药基础。蔺道人的骨折疗法，反映了他的整体观念，动静结合及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他对开放性骨折主张用煮过的水冲洗伤口，然后缝合或不缝合而外敷药物，骨折进行复位，再用小夹板外固定治疗。蔺道人是中国骨科的奠基人。后世的骨折疗法，基本上是循着他的观点和方法发展的。

公元13世纪，宋慈于《洗冤集录》一书中记录了他通过亲身的解剖活动观察到的骨、关节结构，从而促进了骨折的诊断和治疗。13世纪末，元朝改“折疡科”为“正骨兼金镞科”。1337年，中国骨科大师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危亦林的骨折疗法，也是秉承蔺道人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和动静结合的治疗观及整复、局部外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的四大疗法而来，并使之丰富和发展。

公元1815年，胡廷光编《伤科汇纂》，运用带关节的夹板外固定关节部位的骨折，记载对肱骨髁上骨折、足踝骨折的整复手法和外固定方法。这些超关节固定方法，至今还有临床使用价值。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封建主义的禁锢，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摧残，中医濒临灭亡的厄运。但是，由于中医治疗骨折在19世纪以前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这些经验具有科学性和临床实用价值，故才得以传继。

18世纪后叶，法国学者大卫（J.P.David）（1779年）总结自己的经验，认为休息与活动（自主的）两者对伤后组织修复都很重要，关键在于两者间应有适当的安排。在西医中他第一个认识到适当的休息与运动对骨折愈合的积极意义。但从18世纪以后，西医治疗骨折逐渐愈来愈多地偏向于固定而忽略运动。“广泛固定、绝对休息”的学说在骨折的治疗中占了主导地位。英国的H·欧文·托马斯（H.Owen Thomas）成为广泛固定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他竭力主张持续无间歇地和广泛地固定治疗一切骨折（或关节感染），否定运动对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复的积极意义。1895年发现了X线，X线用于临床后，骨折的诊断、整复及术后观察的正确率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托马斯固定学说的影响和指导下.英国A·莱恩（A.Lane）（1893年）和美国的舒尔曼（Shermann）（1926年）为了实现解剖整复和彻底固定的理想，广泛采用了手术切开整复和内固定治疗闭合性骨折（手术切开整复和固定是处理骨折各种手段之一。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方法，有它的一定地位，但运用范围不大）。这种新方法固然治愈了不少手法或牵引不能处理的病例，但也给患者带来了新的麻烦，并加重了旧有存在的问题。手术把闭合性骨折变为开放性，伤口有时发生感染，引起严重骨髓炎。手术对组织增加了破坏，因此迟延愈合或不愈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另外，石膏绷带的出现又给主张“绝对休息”者更多的便利。

另外，1958年在西方以缪勒（Müller）为首的AO学派成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及系统的随访，他们总结出4条治疗原则：① 骨折要求解剖对位；② 坚强的内固定；③ 无创性手术操作；④ 无痛性功能活动以避免骨折病的发生，使骨折治疗提高了一步。AO疗法风行全球。但由于伤肢活动时的传导应力大都不通过固定部位的骨质，缺乏生理性的应力刺激，等于剥夺了骨骼的生物性能，使骨折愈合迟缓，骨折愈合所必需的重新模造也不能正常地进行，因此，内置物的力学遮挡及骨膜血供的破坏往往导致骨质疏松和管状骨的皮质骨变薄。骨折断端被坚强的内固定用具强行架接在一起，从临床及X线判断骨折愈合时，将内固定用具去除，很容易发生再骨折，有的高达20%。即使按AO学派制定的常规，在1.5～2年内去除内固定用具后，有的骨折也还需要用外固定加以保护，以免再骨折。

在手术内固定方法不断更新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有些学者提倡非手术疗法，主张手法复位塑料或石膏功能支架局部固定，让患者早期进行功能锻炼，这样骨折愈合快，骨痂质量高，功能恢复也好；并从临床及实践上证明，肌肉收缩，关节活动，早期适当下地负重，不但有利于骨折愈合，还可促进新生骨痂的塑形改造，提高其抗折能力。在活动中，一些原来对位不太满意的骨折还可以自动复位。这种非手术疗法方法简单，疗效确实，但治疗前应把治疗方法及预期效果告诉患者，以便取得患者的信任和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挽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中医——这门中华民族的科学遗产，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全国各地一些著名的中医正骨医师的经验得到总结和继承。如北京的杜自明、刘寿山，天津的苏绍三、张莜谦，上海的石筱山、魏指薪，福建的林如高，黑龙江的陈占魁，陕西的朱恭兴、郭汉章，山东的梁铁民等，以河南郭春园总结的“平乐正骨”经验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天津医院全国著名骨科专家方先之（图1-6-1）、尚天裕（图1-6-2）、陶甫等与张筱谦、张雁庭、叶希贤、苏绍三、苏宝恒等中医骨科专家共同研究创建了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接骨学，首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疗法。从1958年开始，天津医院（原人民医院）骨科医务人员，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方法对传统中医正骨进行发掘整理，经过30多年30余万例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一套以手法整复、小夹板局部外固定及患者自觉功能锻炼为特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它适用于常见的各部位骨折，取得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医疗费用低、骨折并发症基本消灭等效果，受到广大患者欢迎，它已在国内推广、在国外传播。

1961年，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座谈会在天津开幕。出席会议的有16个省市和部队、铁道部、原卫生部直属三个系统的94名代表及34名列席代表，共收到论文193篇，反映了骨科学术界的繁荣景象。

1963年9月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外科学会年会，骨科专家方先之出席，在会上做“中西医结合治疗前臂骨折”的报告，到会专家评价很高。此文的英文版“TheIntegration of Modern and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Fractures”发表于中华骨科杂志英文版，并于1996年作为百年经典论文，再刊于ClinicalOrthopaedics andRelatedResearch杂志，并对方先之生平做了简要的介绍。

1971年周总理主持召开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小夹板治疗骨折好！说出了辩证法，是骨折治疗上的革命！”并决定在全国广泛应用，于是在天津、武汉同时举办“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及关节损伤学习班”。

20世纪70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疗法得到了迅速普及和不断提高，在治疗开放性骨折、脊柱骨折、关节内骨折及陈旧性骨折脱位方面，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一些关节内骨折经手法复位，夹板固定和早期功能锻炼等方法治疗，远期疗效良好。以骨折复位外固定为代表的闭合穿针外固定疗法也日臻完善。通过大量临床实践，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制造工艺的改进，使骨外固定器的功能和样式不断提高和改善，不仅研究出结构灵活，具有固定和复位双重性能的治疗四肢长骨干骨折的骨外固定器，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骨折复位固定器”及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单侧多功能骨外固定器”等，而且还研制成功用于关节附近骨折的多种特殊类型的骨外固定器，如天津医院“抓髌器”“三踝复位固定器”“鹰嘴钩”，洛阳正骨医院“尺骨鹰嘴骨折固定器”，安徽省人民医院“微型外固定器”等。

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增快，携带能量不断增大，多发伤、高能量伤日益增多，来势凶猛，群体伤多，危重伤多，其受损部位及脏器不止一处，常累及多部位、多脏器，涉及多个学科，需要多学科医师合作完成。天津市创伤急救中心，通过20余年对大量多发伤、高能量伤患者的研究与观察，总结出一些规律、共性及内在联系，遵循及继承中西医结合理念与研究方法，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坚持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菌毒并重等观点，提高了创伤急救的效率及效果，使危重伤成活率从84%提高至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