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依据

1．生理上水血同源　《灵枢·痈疽》曰：“肠胃受谷……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灵枢·营卫生会》亦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上述经文说明水与血均来源于饮食物水谷精微，化生于后天脾胃，故有“津血同源”之说。同时，水与血又互为生成之源，《灵枢·邪客》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说明营气分泌的津液渗注到经脉之中便化为血液；血液循经流行，在一定的条件下血液中的部分水液成分可渗出于脉外，与脉外的津液化合在一起而成为津液的一部分，如“汗者血之液”之说即属此类。故李东垣指出：“血与水本不相离。”明代缪希雍认为：“水属阴，血亦属阴，以类相从。”唐容川《血证论》更指出：“血与水皆阴也，水为先天阴气所化之阴液，血为后天胃气所化之阴汁。”又说：“血得气之变蒸，变化而为水。”“水为血之倡，气行则水行，水行则血行。”均阐述了水与血二者之间在生理上相互依附、互相维系的密切关系。

2．病理上水血互累　《灵枢·营卫生会》曰：“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揭示了血竭津枯、水枯血虚的相关病理。《素问·调经论》曰：“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灵枢·百病始生》曰：“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黄帝内经》的这些论述奠定了水遏血瘀、血滞水停、水血搏结的病机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匮要略》所言：“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指出了血与水的病理因果关系。唐容川《血证论》则根据“血积既久，其水乃成”“水虚则精血竭”的病理基础，强调了“血病而不离乎水”“水病而不离乎血”的病理关系，明确指出：“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亦未尝不病血也。”“失血家往往水肿，瘀血化水亦发生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较之历代医家所论尤为全面而中肯。现代研究表明，瘀血的形成不单是血液循环的障碍，同时也有水液代谢的障碍，因此在讨论瘀血时决不能忽视水的动态，血与水之间具有微妙关系[1]。另有研究证实，肝硬化患者腹水组与无腹水组都反映了瘀血的血液流变学变化，且腹水组的红细胞电泳时间、血沉及血沉方程K值的异常变化都较无腹水组严重，从而提示在整个病程中瘀血在先，瘀血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演变成水肿[2]。可见在病理上水病可以影响到血病，血病亦可以影响到水病，从而为水血同治提供了病理依据。

3．治疗上水血同治　由于水血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因而对血病及水或水病及血之证，古代医家提出了水病可治血、血病可疗水的水血同治原则。如《素问·汤液醪醴论》对水气病提出的“去宛陈莝”治疗大法，即包括祛除郁结于体内的瘀血在内。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制定了养血利水、活血利水、逐瘀除湿、下血逐水、逐瘀攻水等十多种水血相关治法，同时还创立了许多水血并治的方剂，如治疗“水与血俱结在血室”的大黄甘遂汤，方中用大黄破瘀，甘遂逐水，宗《黄帝内经》“留者攻之”“去宛陈莝”之旨意，开临床水血同治之先河，为后世所推崇。自此以后，《和剂局方》治热淋用五淋散，《三因方》治气淋用沉香散，刘河间治水肿水胀用舟车丸，《证治准绳》治臌胀用调营散等，皆遵循水血同治的原则。

唐容川对血病及水或水病及血之证更是强调水血同治，指出：“凡调血，必先调水。”认为其病“皆水与血不和之故……但就水血二者立法，可以通一毕万矣”，并提出了滋水止血、化水止血、逐水活血、温水行血等血证治水十三法，因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血证治水的方法。

近年来，基于水血相关理论，运用活血利水为基本方法，随症变化论治急重症、疑难病等日趋活跃，如治疗风心病、肺心病、流行性出血热并发DIC、急性肝功能衰竭、肝昏迷、出血性脑卒中、高血压脑病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见古今医者对水血同治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临床上已广泛地加以运用，但眼科界至今尚很少见到有关水血同治的临床报道。本文旨在通过对水血同治理论的系统介绍，以指导其在眼科临床上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