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和发展于明清

明代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中云：“方以立法，法以制宜……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得其宜者可为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指明临证选方用药之法与病证机制是否“相应”及其“相应契合”的程度，决定了临床治疗的效果。

清代喻嘉言将方证相应说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并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柯韵伯亦推崇方证相应说，提出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其《伤寒来苏集》即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充分体现了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方证辨证理论。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主张“不类经而类方”，并指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

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亦甚为推崇，其著《类聚方》提出“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提出按方类证、定方定证、多方合用的治疗原则，使方证相应的传统诊疗原则更显其理论价值和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