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析

本案判决强调，凡属于政府信息，如不存在法定不予公开的事由，均应予以公开。被告未能证明申请公开的信息存在法定不予公开的情形，简单以政府内部信息和企业环境信息为由答复不予公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论述是对“公开为原则，限制为例外”的集中反映，符合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和法律逻辑。但是判决中认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并确系申请人自身之生产、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的，一般应予公开”的论述值得商榷。本来“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一般应予公开”是“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另述，但判决内容画蛇添足的增加了“确系申请人自身之生产、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的并列要求，使其合法性大打折扣。虽然增加的文字并没有最终影响审判结果，但实质上却人为地突破法律。

首先，“确系申请人自身之生产、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并非法定的条件之一，并未出现在任何成文的法律和条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擅自突破是对法律的违反。

其次，“确系申请人自身之生产、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作为条件之一，实则增加且构成了上文提到的限制情形。即，即使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但只要不是申请人自身之生产、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的，也不予公开。法院一方面认为例外情形应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却违反“限制法定”原则，增加例外情形。(https://www.daowen.com)

再次，该增加的例外条件，无法符合必要、明确的要求。如何判断是否与自身有关？如何界定是否为生产、生活、科研需要？如何区分何者为特殊需要，何者为一般需要？如此条文既不严谨，也容易导致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延伸和滥用，从而侵犯公众知情权的“自有范围”。

因此本案判决是典型的不能从“知情权”本质出发，不严格执行“公开原则，限制法定”的做法。虽然结果相同，但过程却违背了应有的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