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方式、手段的选择

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时，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和手段？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诸多的单行法律，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加上大量规章等法律、法规、规章已经对行政执法方式、执法手段及其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规定。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已经有了详尽的规定，执法过程仍然发生许多执法人员违反法律，并且不断与被执法者发生冲突？如果执法者把“执法必严”、“严格执法”理解为是针对被执法者的“严格”，那么“严格”将转变为执法方式和执法手段，滥用、乱用执法权也被当作“严格执法”成为常规做法。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时候和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发生了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冲突，不论执法者以“严格执法”为由作何种解释，责任方一定在执法者。

笔者曾经将内地与香港的行政执法进行比较，发现两地行政执法在做法上区别并不大，例如，都有劝导、告知，都有沟通，也都讲程序。区别在于执法过程的“动口”和“动手”的界限。“动手”的主体、时间和程序。香港的行政执法，只有在充分告知或警告无效时，才会在法庭的准许下采取行动，在法庭准许之前，执法人员无权动手，“动手”有专门的程序另行解决。多数情况下动手不在当场，而在最终。对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方式、手段的使用上极其严格、谨慎。就此而言，反映出两地执法的理念之根本区别。执法人员严格依程序执法是本来意义上的“严格执法”，体现了民主、文明与理性。香港没有人数众多的执法队伍，也没有专门的庞大的“城管队伍”，但社会秩序井然，执法活动平和顺畅。而我们有庞大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都喜欢用简单压迫的方式、严厉强制的手段进行执法，很多情况下“省略”了口头方式，直接动手，只讲权力，不求约束。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虽然执法人员有权在执法的过程中采取一定的强制方式和手段，但这些强制手段的采用往往不受程序约束，缺乏采用的边界，在不正确的“严格”观念指导下，滥用强制权力，祈求以压制、强迫、野蛮、暴力的方式达到改变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近年来，对于城管自身防护装备升级换代，盾牌护身，头盔抗敲，背心防刺，手套能抓刀，胸挂摄像头，以及城管同公安共同执法，要求将城管并入公安的不正常现象，都可以反映出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追求强力，试图以“全方位”的强制手段来保证“严格执法”。(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