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该制度的理解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最早始于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其基本含义是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主要作用是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的行为。”该制度属于少年司法程序，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施行该制度，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维护人权的重要制度。在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指在讯问或审判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或者不宜到场的，可以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也称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

（一）合适成年人主体包括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及其他合适成年人，其他合适成年人又包括未成年人除法定代理人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并需专设合适成年人的具体选任和管理制度。

（二）讯问和审理未成年人时，首先“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即未成年人的父母，他们是未成年人最亲近、对其最了解的人，能够用最容易为未成年人所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和安抚。

（三）该制度明文列举了法定代理人不到场的例外情形。即在“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其到场”。

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很多法定代理人不到场的情况，比如：无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不愿意提供法定代理人联系电话或地址而无法通知的；法定代理人因工作原因、经费问题不能到场的；法定代理人不愿意到场或者到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因案件紧急，必须马上讯问而其法定代理人在外地不能及时到场的；以及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等等情况，都会阻碍法定代理人到场。

（四）法定代理人因上述例外情况下不能到场的，“也可以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强制性规定，“也可以通知”与“应当通知”均为法律强制性规定，而非授权性规范，是办案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或履行不当即为违法。(https://www.daowen.com)

（五）明确规定了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即合适成年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法定在场权。

1.未成年诉讼权利包括《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基本诉讼权利。

2.合适成年人在参与讯问或审理时享有的法定在场权包括：

参与未成年人的讯问和审理，不受非法干预；与未成年人沟通，了解其自然情况、犯罪背景、动机、目的等；向未成年人阐明其享有的合法权利，了解其合法权益有无遭受侵犯等情况，对其进行安抚教育；有权阅读其到场参与的讯问、询问、庭审笔录，可以对笔录记载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笔录上确认及签字；对讯问、询问、审判中发生的违法、不当行为提出意见等。其中，合适成年人在笔录上签字是其到场行使权利的最有力证明，绝不可省略。合适成年人到场既是对办案机关的监督，同时其行为也受办案机关的监督，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不得非法干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不随便插话，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不泄露与案件有关的秘密，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等。

（六）该制度适用的未成年人主体范围不仅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和审理，还包括对未成年人证人、被害人的询问，方能体现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整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