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救济途径的不畅已经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从预防接种纠纷产生的原因角度分析，主要有疫苗质量纠纷、不当接种纠纷和不良反应纠纷；从法律关系来讲，第一类疫苗的接种既有行政纠纷的可能，又存在民事纠纷的可能；从实践中来看，患者因为接种疫苗导致的索赔短则数年，长则十余年，基于受害者家属的长期奔走，原卫生部会同财政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仅就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问题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脊髓灰质炎相关病例鉴定及善后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但这种针对单一疫苗的文件仅能解决单一疫苗接种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受害人的救治和赔偿问题，也无法解决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案由选择问题。
能否不区分案由，直接将第一类疫苗的接种问题统一规定为行政案件来处理，是可以考虑的方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始终是行政机关“被委托的组织”，是“行政机关延长的手”，这样既便于受害人及时获得保障，又由于医疗机构和行政机关的偿付能力强，让受害人的权利不会落空；在行政机关和医疗机构共同承担责任后，由行政机关、疫苗接种单位疫苗、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环节有关单位自己去区分、分担责任，比让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去区分显然更容易。而对于第二类疫苗而言，其本身均属于民事纠纷，受害者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疫苗接种单位或疫苗生产企业追究责任。而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种和稀泥的现象，即找到一些牵强附会的理由，让接种单位适当补偿了事，这既对患者不公平，对疫苗接种单位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在已经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条例》和各省补偿办法的规定里，似乎已经针对赔偿和补偿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除去鉴定程序繁琐、漫长、难以作出公正鉴定以及救济途径复杂之外，更急需的似乎应当是针对刚刚发病时的救治；对此，药害事故的损害赔偿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期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的配合。
[1]程跃华，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https://www.daowen.com)
[2]杨全明：“关于预防接种行为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6年第13卷第2期，第146-147页。
[3]焦艳玲：“预防接种纠纷的类型与责任承担”，载《卫生与法——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32卷第6期，第52-54页。
[4]程跃华：“论医疗产品责任的承担”，载《医学与法学》2009年第1期，第48页。
[5]“国内疫苗技术数十年未更新众多孩子患后遗症”，载《南方都市报》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