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近閱袁爽秋[97]未印行之日記,於韓退之《平淮西碑》,有如下一段議論:

《平淮西碑》鋪張裴中立[98]平蔡之功,喧赫人耳目,實則區區元濟蕞爾之地,第如黑子之著面,荊公所以譏之曰:“筆墨雖巧終類俳”[99],韓公不免阿好裴令而為之辭也。然公實約《詩》、《書》之指而成文,魯人頌僖公曰:“荊舒是懲”[100],僖僅附和齊桓,預於召陵之會[101]耳,非身在行間也,而其下虛美之若此,然則韓公以文字之力,聳唐德於《詩》、《書》之表,又何嫌哉?金明昌、大定[102]以後,地狹政秕,人才衰少,得元裕之[103]《中州集》、《壬辰雜編》,劉祁[104]作《歸潛志》,遂為《金史》所取材,儼有聲明文物之足傳於後,文字之功,亦豈可少乎哉?

柳州《平淮夷雅》,當然亦作如是觀,荊公之論,是理勝。雖然,韓、柳相較,猶自有說,散見於本編,讀者其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