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賦役之法有三，曰租、調、庸。租者依田而定，如每田百畝歲納租二石是；調者據丁戶調而取之，如每丁各隨鄉土所宜，歲輸絹、綾、絁共二丈之類是；庸者用人之力，歲不過若干日，若不役則收其庸，如日準出絹三尺是。後楊炎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此陸贄所謂“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者也，於是唐之征賦始亂。

陸贄稱：“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資產少者其稅少，資產多者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復次：“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復次：“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復次：“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凡此皆弊政之後，民間之貧富，不得眞實，官司上下其手，賄賂於焉用事，而弊乃益甚。子厚之救濟方法，在“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一語，舍其產者，即廢棄兩稅以資產為主之標準，唯丁田之問者，即恢復以身丁為本之租調庸法也。尋開元之後，法度廢弛，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已異昔時；而楊炎救之以兩稅，其弊在兼幷者不加追究，貧弱者不復田業，始定額取稅而一之，此子厚所以主張貧者應免，而富者亦不得不問，一切以孔子均寡安貧之大道，即聖人大中之法為指歸，其理論高出陸敬輿先救時、後救法之上。

文中“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邀”疑“遊”字之誤。挾重利云者，如陸敬輿奏議中貴物藏於胸懷囊篋，及本文流為工商浮窳等類之人，不憚轉徙地域，以避重稅皆是，即所謂遊也。

本文除題言論政理外，文內如“理歟弊歟”句，“理則其說行矣”句，“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句，凡四“理”字，皆“治”字之代也。惟政治字，唐時猶不習見，此政理是政治歟？抑政之理歟？仍可推究，韓退之《寄三學士》詩：“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則似言政之理，而非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