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主張維持富民，平衡賦稅，理想達不到後來王介甫剷除富室之新法觀點，此自是天然局限性，無可解免。茲先引介甫之《兼幷》詩，以資論證：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幷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栽，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7]，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此介甫未得志時所為詩，及得志行其所信，横遭反抗，己又所用匪人，遂無所成就而終。子厚從未如介甫執權當國，說不上規劃經濟政策，且當時政治重點，也不在經濟，況同黨中如程异之流，方以掊克進獻為能，正背道而馳也哉？蘇子由為元祐老臣，與新法為難，其觀點反與子厚政理相近，此數百年間思想進步之必然程限，言之慨然。子由論點如下：

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鎭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8]

此段理論，當然是針對介甫而發，〔見《欒城後集·詩病五事》[9]。〕然貧民安其貧而不匱，歷史過程，殆無是境，潁濱特未之思耳。亭林之《菰中隨筆》，吾別紀錄者，亦是同一論旨。吾國國民經濟之根本問題，必遲至二十世紀之末葉，始得解決，乃由無產階級執政，於前賢無取苛論。

右引潁濱文，猶有一大段如下：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幷》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饗上。有一饗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10]

夫潁濱，腐儒也，但所述新法流弊，無一字不實。嘗論介甫之敗，其病非一：一、彼不從根本下手，而先將土地改革，務存富之名，而使貧民不匱，此必不可得之數。二、己所用多儇薄[11]小人，而留大部分號稱正人君子，大肆譏評，日幸其崩潰以為快。是內旣不堅，而外有無數之罅隙，前來間執[12]，所事焉得不敗？三、天下無有利無病之改革，先旣無法豫阻病之不來，而又無相應抵抗之方術。如私產皆籍於官，民乃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此必至之勢，而須有善於說服之大隊幹部，家喻戶曉，始得挽回頹勢，設若無之，非敗不可。四、不論名義云何，所謂饗上之一過程，必須到來，於斯中飽難斷，貪汚狼籍，功敗垂成，理有固然。以上四義，皆介甫之所未能逆料，妥為備豫，故新法之結局乃爾。若子厚涉世於數百年前，身不當政，僅憑理想立論，政理云云，又未易以介甫所經利弊強繩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