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許孟容，子厚先友也，《石表陰記》云：“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史別記[3]云：“德宗時，累擢給事中，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孟容數論駁，四方想見其風采。元和中，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不償，孟容遣吏捕詰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奏曰：臣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凡此皆子厚題碑陰後所為。至子厚寓書時，孟容實赫赫尹京，才氣大見開發，此大約在元和四、五年間，情親義憤，兩皆足資論救，而迄未聞孟容於子厚有一言，究為何故？〔釗案：袁高為《先友記》第一人，時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見宰相極論杞姦。〕

嘗試論之，蓋有不容孟容張口之嚴重情形在也。近與人論退之《江陵寄三學士》詩，其中“天位不許庸夫干”[4]一語，及牽連類舉董賢、侯景[5]各例證，以為退之迹涉癲癎，儗不於倫，而吾竊疑之，誠以韓詩寫法，咎退之對劉、柳失之澆薄則可，至謂其無的放矢，全憑一己忮心[6]褊量用事，殆未必然也。吾嘗從政變前後公私文書之字裏行間，反覆察之，叔文用事六、七越月，大權在握，令出惟行，內外形勢，日見於己有利，憲宗與俱文珍、劉光琦諸閹宦大懼，計非踵武商臣，驟行大事，一面以弑逆罪名，加之叔文一輩人，芟夷藴崇，絶其本根，將不足以挽回已去大勢。其卒也，事如是行之，在“君親無將”之死條文下，叔文等或死或貶，無從申理，萬目圜視，亦無人敢發一言。劉夢得臨沒前撰《子劉子傳》，所謂“宮闈事秘，功歸貴臣”，若事若功，舉如右述各狀。當其時朝無明令，道有流言，退之事發元不在朝，道聽塗說如此，焉有不假公濟私、濫施憤懣之理？吾理解退之詩意，移以揣稱孟容立朝應有戒懼，其使之不敢重提永貞舊案，以致於人無毫末益，而先於己有邱山損者，乃出於情勢之不得不然。此一情勢，早為子厚默喻，故雖以兩家夙誼，如彼沈深，而函累千言，中並無字稍形怨懟，亦自行所無事，至孟容得此書後，處之泰然，無所於媿，其為了知子厚能諒丈人處境之艱，尤不待言。末幅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何謂無用？何謂不報？文人大抵予以絶望之同情，而並不釋然於莫逆之肯綮。林紆云：“此通篇關鍵語”，誠然誠然，至關鍵何在？吾料畏廬仍未必知之。

子厚《上廣州趙宗儒尙書啓》，亦云“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與《寄許孟容書》，詞旨相類。查前幅又云：“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偷視累息，已逾數月”，《啓》當作於元和元年，時期略前於寄孟容。而所請止於存濟，不求振拔，亦以當時黨與進退之形勢嚴重，萬無貶吏起復之望，故於此一刀斬斷，不作留戀，理由視右文，不更覼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