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韓退之《毛穎傳》問世之後，非議蠭起，即以親退之如裴度，亦復斥責有加。子厚《題序》之作，申言聖人不以戲謔為非，此一以表示對韓氣類之感，一圖挽回變易文字積重難返之勢。吾持此說，足為陳寅恪古文運動韓、柳連鑣之說，添一旁證，且並考見唐時文風概略。請於晉公[7]《寄李翺書》，先徵其辭如下：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節烈，教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去聲。〕立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8]，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槪，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9]，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10]，仲尼不當世[11]，其文遺於册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12]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鑒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13]，《文言》、《繫辭》[14]，《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15]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雅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意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平〕息，然意之所載，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16]，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游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風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17]謁賢士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右文根據《唐文粹》錄取，從而析之，約得數義：一、習之為度從表弟，而韓退之則為度部屬，度不問表弟曾親炙於韓，直對弟子非薄其師，可見晉公、退之之間，以文事論，顯有隔閡。二、晉公斥退之以文為戲，殆指《毛穎傳》等而言；夫退之為《毛穎傳》，柳子厚並不以為非，晉公一面主張文非一藝，一面又指斥此類閒散筆墨，此殆拘泥於“就《六經》而正”之一觀念，固哉度之論文，亦如高叟之為詩[18]矣。三、翺《與弟正辭書》，固顯言文中儷句之不可闕，而度意猶未足，仍排擊翺之非毁聲韻，是殆韓、李當時以古文相標榜，對於所謂“時世之文”，務“以雅言遠致一以矯之”，晉公惡其言偽，故加創痛。四、晉公此書大旨，在“救文之失，廣文之用”，而以文非一藝為究極之理，其襲用《道德經》句子曰：“文可文，非常文”，名理深透，諒非翺所能解。五、度之此書，不止獨攄己見，而實代表唐賢通論，唐人於退之文辭，估價並不太高，可以推知。六、唐人小品文字，短簡挺拔，其例甚多，並不止退之之《毛穎傳》，陳寅恪謂退之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有成，亦迎其勢而歸功於顯者耳，說雖諦而微佞。

洪景盧《容齋隨筆》載《韓退之》一條云：

《舊唐書·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19]，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翺書》云：“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書》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游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20]

《舊書》之評韓文，原不盡公，惟《羅池碑》旨在佞柳，子厚有靈，亦必鄙之，此謚之曰紕繆，固無不當。蓋子厚安於佛說，而不信有神，退之號稱闢佛，乃隨俗迷信，即此可見兩公之優劣，初不必更取他文，細為評騭。獨景盧謂晉公《寄李翺書》，為名位未達時之少作，此於事實無一相合。試觀習之致新作十二篇，包括《愍女碑》、《烈婦傳》、《鐘銘》、《與弟正辭書》等等，幾乎習之一生之代表作咸在。就習之而言，此次與晉公通書，並以文就正，自是晚年鄭重之舉，而晉公譴擿退之以文為戲，不問而為《毛穎傳》之類。夫此《傳》作於元和四年，其時晉公之功名早顯，書中所謂昔歲取名，可能指貞元中進士及第而言。又曰：孤煢若此，律之暮年為牛、李〔宗閔。〕所排，因而治第東都，逍遙於綠野堂，情狀亦相印合。“及時干進”云者，為晉公撝謙語，習之勸其東山再起，如開成中復拜中書令故事，晉公仍得以此類詞氣作答，寘力田園，苟過朝夕，正是下野元老語辭，景盧為護韓而提早晉公作書年月，殊陷心勞之拙，況晉公此書，詞涵老氣，筆挾霜威，進退時流，點定文體，直弟畜翺而教誨之，人非篤老，何能具此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