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謂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乘理政之後，誠非如此不可，若乘弊政之後，將萬萬做不到。由是言之，處理政與處弊政，固截然不同道矣，惟眎民亦然。

子厚草《眎民》詩，而標榜房、杜，以為治世言之者也，〔按子厚所謂“理政”，本猶言治政。〕若夫亂世，似房、杜無所用之。《易》占鼎新，亦占革故，革故在鼎新前斯順，鼎新在革故前乃亂；[168]蓋鼎新必有基礎，方能按部前進，基礎不具，而漫以太平之道施之，是猶治絲而棼，亂且益甚，房、杜之治，亦復如是。

農、末相競，〔末謂商。〕亂象也，古來無存農去末之法，倘其能之，豈不大治？貧富相齧，亦亂象也，古來無絶富維貧之方，倘有之也，豈不大治？夫大治云者，非眞大治也，亦使人見到由此而獲大治之軌迹而已；房云、杜云，乃循此軌迹而臻上理之動力，軌迹不具，動力無所於用。

嘗試論之，貞觀盛時，亦差得農末、貧富相與質劑之苟安而已，說不上一農末、均貧富之治平勝概。房、杜出而承其流，偷安一時，不久均衡一失，社會復亂，由是貞觀一降而為開元，再降而為大曆，三降而為天復，以底於亡。由是以知：國家不達到農末一、貧富均之一境，外無長治久安之局，內無一流靡間之方。惟房與杜，不為民路，《眎民》一詩，子厚信為徒作。一千年後，天下通士，始得開眼一讀，曷勝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