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有“參之《國語》以博其趣”一語，此一語貌似平淡，而有兩大問題，應須首為解決。

一、《左傳》與《國語》，皆出左丘明之手，子厚何以不提《左傳》，而專注《國語》？究之《左傳》與《國語》，二者有何不同之處？

二、所謂趣者何也？“博其趣”作何解釋？

為解釋右二問，請先引姚際恆[55]《考〈國語〉》一段文字，以資比勘：

《漢·志》：《國語》二十一篇，不著撰人名[56]。史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57]，傅玄[58]、劉炫[59]、啖助、陸淳，皆以為與《左氏》文體不倫。李仁父[60]曰：“丘明將傳《春秋》，先采集列國之史，獵其英華，而先采集之稿具存，時人傳習之，號曰《國語》。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61]，甚者駁纇不倫，蓋由列國史材，不能純一故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耶？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此雖近是，然終屬臆測耳。[62]

《左傳》與《國語》，號稱《春秋》二傳，前者曰《內傳》，後者曰《外傳》。所為內、外之別，則《左傳》者，丘明一手成之，自始至終，筆調趨於一致。《國語》則雜採各國之史稿，會萃為一，如晉之《乘》，楚之《檮杌》[63]等等，約略保存其原有風格，與孔子作《春秋》前所集覽之百二國寶書，皆屬同一種資料。惟其如此，李仁父謂《外傳》駁纇不倫，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又惟其如此，《左傳》為丘明之一家說[64]，而《國語》則左氏之筆，與各國左、右史之筆，雜糅而成一書。由是墨守《左傳》，止於專採一家，用心《國語》，乃兼攬眾長，並亦不廢丘明獨擅之技。了此二義，凡兩傳之如何示別？子厚何以專於《外》而捨其《內》？〔《與韋書》中，歷舉所曾用力，為《書》、《詩》、《禮》、《春秋》、《易》，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等，而獨不涉《左傳》與《公羊》。〕《外傳》何以因來源不一，及風情語範之不同，而特別有趣？趣之何以見為博？諸如此類，皆得迎刃而解已。

子厚《春秋》之學，源於陸淳，淳又源於啖助，啖、陸兩家，皆於《左》、《國》文體之不同，窺察敏銳，際恆曾提及此。於是以子厚之才識，益以直截淵源，其於《國語》學大有開展，亦固其所。

子厚之於《國語》，從兩方面加以研討，一方面是道，一方面是文。

子厚《與呂化光論〈非國語〉書》，乃專言道，道者何？理道也。〔按“理道”猶言“治道”。〕理道者何？率由大中而出之道也。夫大中為子厚詁道之獨特術語，今欲將《國語》納之於己所獨見之大中，勢不得不有所非，於是非《國語》之道成。世每以子厚好《國語》，而又非之，不免自相矛盾，殊不知子厚好《國語》者，好其文，非《國語》者，則非其道，不明夫此，是之謂泥。為問《國語》“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子厚亦能悉心以聽，俯首以從乎？觀於子厚通過《與化光書》，斬釘截鐡以宣示天下曰：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65]，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66]。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67]，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此何等氣概！此與孟子慷慨而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68]，有何異致？涉思至此，書末提及李致用作《〈孟子〉評》，輒為之申明：“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牽連得書，良非偶然。

至子厚《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則專言文，故開口即曰：“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弈之雄耳。”其所以然，則文以明道，離道殆不可以言文，於是嶄嶄[69]樹為的曰：“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於是文與道連為一環，而道又不可能反乎中道，凡子厚之所以非《國語》，此物此志，一言以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