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章流別之爭
宋人“文起八代之衰”云云，衰者指偶體文字而言也。變偶為奇，號曰古文，就中標舉韓柳或韓李，以為榘範，其勢相沿至今，未聞異議，獨淩廷堪[1]氏不以為然。彼謂韓氏之文，特矯枉於一時，不足為文章正宗。宋初古學猶存，熙寧後始趨末學，因而韓氏論文與朱氏[2]論學，同為蹈空疏而蔑古。以李慈銘之好怪，猶謂淩氏之論，殊駭俗聽，斯誠文章流別中偏至之言，未容忽視。淩、李兩家之文如下：
書《唐文粹》後（淩廷堪）
《唐文粹》[3]一百卷，宋姚寶之輯。曰古賦，曰詩，曰頌，曰贊，曰表奏書疏，曰文，曰論，曰議，曰古文，曰碑，曰銘，曰記，曰箴誡銘，曰書，曰序，曰傳錄紀事，凡十六門，所以續《文選》也。體例不甚精確，如明皇《紀泰山銘》，則附於頌；柳子厚《塗山銘》、獨孤至之《仙掌銘》等，乃與墓誌銘為一門，通謂之銘；權文公[4]《幾銘》、盧玉川[5]《門銘》等，又與箴誡別為一門。夫銘一而已，宜自為一類，墓誌銘或又為一類，不當淩雜如此也。皮襲美[6]《九諷》、《反招魂》，楚騷類也，不當入詩；韓退之《進學解》，答客難類也，不當入古文，皆其短也。唯《平淮西碑》，取段文昌而不取昌黎[7]，此真深知文體者。蓋昌黎之文，化偶為奇，戛戛獨造，以矯枉於一時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謂為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為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宋初古學猶存，文章榘矱，人皆知之，故姚氏明於決擇如此。熙寧而後，厭故喜新，末學習為固然，元、明以來，久不復識源流之別矣。竊謂昌黎之論文，與考亭[8]之論學，皆欲以一人之見，上掩千古，雖足以矯風尚之同，而實便於空疏之習，故韓、歐作而摯虞[9]、劉勰之焰熸[10]，洛、閩[11]興而沖遠[12]、叔明[13]之勢絀，廢墜之所由來者漸矣。今一、二有識者，知蹈虛言理，不如名物訓詁之實有可憑也，於是蒐遺訂佚，倡之於前，士從事於學者，皆以復古為志。而論文則貿貿焉但曰八家，是知二五而昧於一十也，因讀《文粹》感而書此。又案：《宋史》姚鉉本傳曰廬州合肥人，而《〈文粹〉序》題曰吳興，蓋舉其郡望也。
書淩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後》文後（李慈銘）
淩氏此論，殊駭俗聽，昌黎之文，尚存秦、漢榘矱，淩氏目為別派，言亦未醇。至謂便於空疏之學，此自是學韓文者之過，昌黎所為豈空疏者哉？又以姚氏取段文昌《平淮西碑》，而不取昌黎，為深知文體，尤矯枉過正之論。姚氏蓋因歐、宋《新唐書》，盡删唐代駢文，激而出此，若段、韓兩碑，其文具在，優劣不可泯也。然淩氏言文體必本韻偶，卓識雄論，自超前哲，與並時儀徵阮氏[14]，並發斯旨，示來學以津梁，傳古人之秘奧，欲究其略，請得而言。紀載之作，《尚書》最古，今文所傳，已多偶句，《左氏》、《國語》，遂沿其原。嗣而先秦碑銘，兩漢詔誥，皆於渾噩之中，寓裁琢之巧。流及六朝，愈尚華藻，波靡遞下，乃有風雲月露之譏。西魏及隋，已矯議變之，狃于風氣，卒不能革。唐代韓、柳崛起，竟成大家，《河東集》中，尚多偶體，限於工力，遠遜散文。五季、宋初，人不知學，所為駢儷，蕪累惢[15]陋，規範莫存，厭棄者眾。子京、永叔，倡言復古，大放厥辭，
天下翕然矣。由是蘇、曾繼起，道學踵興，人習空言，以便枵腹[16]，伸紙縱筆，遂成文章，不必排比為功，徵引為博，雌黃枚、馬[17]，毛疵庾、徐[18]，以齊、梁人為小兒，呼《南》、《北史》為穢籍，謬種沿襲，大言不慚。雖亦廬陵諸公[19]所未料，而持論太高，因噎廢食，追其弊始，厥咎奚辭？要之中唐以降，駢偶骫骳[20]，謂為文章之衰則可，謂非文章之體則不可也。范曄[21]、沈約[22]、魏收[23]、姚察[24]諸史，彣彣彧彧[25]，蔚乎可觀，《晉書》、《南》、《北史》諸篇，亦斐然美備，而謂壞紀載之法，被風流之罪，周內詆訶[26]，不已傎[27]乎？景文至於改撰唐文，以奇代偶，通人之弊，意過其通，迄今八、九百年，文章流別，卒莫能正，可喟也已。
觀兩家之言，復古二字，遂成為此中最大之矛盾語，蓋一方排奇還偶，一方去偶崇奇，兩極端之意，用同一名詞表之故也。且也，宋初古文運動，歌誦至今，而次仲以空疏蔑古罪之，至列韓氏為旁門左道，此誠不能不認為從古文海中一大翻案。獨柳子厚為文，不拘一格，駢、散兼收，儒雅雍容，萬流仰鏡，置古今先後之飛短流長於不聞不問。晏同叔謂：“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即以次仲詳練史事，俯視羣流，文詞璀璨典雅，視胡稚威、孔顨軒如無物，諒亦不能不對同叔推柳數言，閔默無異辭云。
《平淮西碑》，《文粹》取段文昌不取韓氏，淩君謂為眞知文體。此其重點，似不在奇偶之別，惜次仲未加闡發，越縵指為矯枉過正，惜亦不附具體說明。
越縵謂河東偶體，工力遠遜，此乃以多少、正從之別，移作工力之不同，如斯以貌取人，大乖文家正論。竊思子厚論事，向以用字為準繩，時當古文運動中權，奇文得用，偶文退聽，子厚在政變後十四年中，幾於偶文一字不作，越縵遽爾訿其工力未足，可謂目論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