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僧浩初者，龍安海禪師弟子，贈序子厚在柳州時作。
子厚草此序，意在折服退之，故為平生極刻意之作，何義門曾注視到此點，惟他家亦然。吾觀從來評柳文者，每環此文多所聚訟，略舉數家，以資隅反。
陳長方者，宋紹興進士，字齊之，為江陰軍學教授。其學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於自得，因而讀子厚此序，當無格格不入之處。世稱唯室先生，著有《步里客談》，步里者，其吳中隱居所也，他經、史論著不一，中有《唐論》一種，應於貞元時事及八司馬，有所論列，惜吾未及見。其評此序，重在文章觀點，謂眞可為法，在一切題序之上。以平日學行而論，此或與明王元美所謂看他文勢離合之妙，略高一籌，以元美純以帖括眼光視前哲故。
童宗說者，唐[76]南城人，字夢弼，為袁州教授，有《柳文音注》，坊間刊行《注釋音辯〈柳先生集〉》收入之，彼對此序論斷殊突出：
仕於戰國者，尊王道不得不嚴，生暴秦之後，言仁政不得不切，貞元、元和間，此何等時耶？以人主而惑於異端，大臣且又和之，則昌黎之辨不得不已甚也，子厚反因其徒而深之，其如抱薪救火何？
此迂論也，為問唐室之亡，亡於異端乎？亡於宦官及方鎭乎？子厚與王叔文之徒，利用時機，革除弊政，收宦官之兵權，斬方鎭之密使，功倘告成，可奠唐室於百年之安。時則退之左袒宦寺，聯絡方牧，指二王為驩兜，疑劉、柳為讒忒，因使當朝一蹶不振，二恨犯上作亂，分合不一，以底於亡，宗說所指昌黎之辨，曾顯絲毫績效於其間耶？否耶？何況昌黎之辨，辨於何有？彼與僧徒往來，出入儒、釋，去子厚並無多少分別，宗說曾未通讀兩家之文，以衡量其得失進退乎？此點余屢論及，不更覼縷。
至蔣之翹妄下雌黃，更自鄶以下[77]矣。其言曰：“以為其教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則何不樂其《易》、《論語》，而乃樂其合乎《易》、《論語》者。”庸詎知凡一學說之起，有時、地、人三者之要求以為之基，而時也、地也、人也，連環變換，若而學說，不克隨而推廣，相與適應，立見化為溝中之斷，枯瘠以亡。如之翹者，徒拘墟於《易》、《論語》之為教，而全不解合乎《易》、《論語》為何事，則與守株以待兔等爾，兔豈至哉？之翹明末秀水人，字楚穉，好藏書，校注《河東》、《昌黎》兩集行於世，以校勘之法，從而衡論理道，又若刻舟以求劍然，其弊往往如此。
宋李覯[78]泰伯文集中，有《潛書》十五篇，多言浮屠法者，其一節云：
嘗學斷獄乎？吾為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尺寸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罪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而弗問，而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蓋猶有過，徒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尙不聽退之，況其庳者乎？
泰伯末數語，持論頗平。泰伯，南城人，與童宗說同籍，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親老以教授自給，學者常數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
王伯厚稱：“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此示兩家於道不同而不加可否，全謝山箋云：“闢佛是韓勝”，但亦未言勝在何處。如實言之，退之之所非毁者佛骨耳，夫浮圖之言佛骨，等於儒家之言孔子履，如儒家收藏孔子履，不等於尊儒，則退之非毁佛骨，即不等於闢佛。至子厚嗜浮屠，並不嗜佛骨，與浮屠遊，亦並非與佛骨遊，迂謬者流，動以退之有《諫佛骨表》，因指作退之闢佛之唯一左證，抑何可笑之甚！
子厚《送僧浩初序》，說明彼所以嗜浮屠之故，而退之《讀〈墨子〉》：“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余以為辯生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云云，退之持說侃侃如是，如其不能將儒、墨交相用處，推而及於儒、佛，是退之為不知理，其弊將不止於去名求實。吾誠不知子厚曾否讀過退之之墨子論，惟本文以揚子有取於莊、墨、申、韓為例，是退之應首先對子厚儒、佛不異道之論點，作一答復，而退之默然。
夫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春秋》大義，不應為退之所不解，而退之於佛，輒矢口曰：夷也夷也，則子厚所提“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之一疑問，不可不答，而退之默然。
或退之能舉佛說某點，並不與《易》、《論語》合，是亦一道，但退之默然如故。
退之訾子厚與浮屠遊，則或退之己與浮屠並無交往踪迹，亦勉能折服人，而子厚有《誡盈住衡山中院》詩，退之《別盈上人》云：“祝融峰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其沾戀不捨之態，還甚於子厚；又《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云：“久慚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此與子厚所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旣深相印合，而又拓展疏附奔走於禪房淨域，然則退之將何所恃以罪子厚？
本文末云：“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是子厚不避公開論難，但退之只攻骨而不攻心，久之且自陳：“狂妄戇愚，不識禮度，言涉不敬，萬死猶輕”，〔《潮州謝上表》語。〕於是並骨亦不願攻、或不敢攻，子厚將何從為之辭哉？
退之《與孟簡書》[79]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所謂道理或理也者，果本自儒家耶？抑來從釋氏耶？如屬後者，退之已明明為釋氏之理所勝。此恐退之或不肯承，姑讓一步，而認準道是儒家之道，理亦是儒家之理，則退之至少不能否定佛與儒通，是與子厚作《大鑒禪師碑》稱：“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二者有何異同耶？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語出《樂記》，倘大顛以是語陳之退之，退之將斷為聰明識道理，或外形骸以理自勝耶？抑否耶？
退之《與孟尙書書》又謂：“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然則退之責子厚與浮圖遊，乃誤解子厚為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而致然耶？抑有進者，世之服硫磺，求長生久視，此固福田利益一類之事也，此退之有其迹象，而子厚絶無，夫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謂何？何退之澈底相反，且變本加厲乃爾也耶？退之自言：“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顧循誦自作《原毁》一過，開宗明義即曰：“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唯問所謂重周、輕約之區別何在，豈竟毫無所動於衷耶？
本文有一語最為關目，是何也？曰：“退之之所罪者其迹也。”此一語者，充分道出退之之自身矛盾。子厚《巽公院》句云：“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此誼非更端不能盡，願以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