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韋七下第，與辛生下第同，而所以下第則異。蓋辛生所遇，為矯枉過正之主司，韋七所遇，為無意矯枉，而竊病枉之未至之主司。何以言之？辛生文名藉甚，正以其名之藉甚，而見惡於主司，韋七則主司依名譽之高低而進退人，己乃不獲名譽之上達也。

試事之違異如右，不可能視作子厚為文主旨之不同。蓋子厚之於當朝取士制度，固前後衡量一致，特酌度失意者之心情，不得不安排適當之措詞，使聽之而無迕，以致兩序之言語差池，無法彌縫。吾因為之斷曰：贈序者，贈序也，不宜正而名之曰文，文能不別所往而求其通，序則必考量其所贈而不嫌其異。嘗論《柳集》之序，多於《韓集》，其中之差別性亦最大，考文者必須另立柳序之尺度，不可雜之其他柳文中，等量而齊觀。

宋劉辰翁[34]述作甚富，著文不下百卷，而迄無收納全文之集。吾曾獲觀一集，名曰《記鈔》，蓋僅錄記事文使成一集，而他文不與，此或與吾重視柳序之意相若耳。

何義門謂“此篇詼啁[35]之作，要之輕薄，作者不尙，發端亦太尖”，所見亦不無與鄙陋相同。

韋七者，即中立也，潭州刺史彪孫，元和十四年進士，其求子厚為師，在元和八年，此因下第而贈序，當在中間五、六年許，其不曰求師而曰求益友，乃子厚自度其身分而質劑之之辭。

《穀梁傳·昭十九》文如下：“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36]成童，不能師傅[37]，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子厚引此，旨在遷人移友，而釋惑於有司，惟此之遷移，固與儒者立身行己之道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