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世用

或問余曰，人之恆言，文以載道，究竟所載是何道也？為道字下一確詁，應作何說法？余遲疑久之而不能答。試思韓退之以道統自任，道字如何說法，自應先向此公求得解釋。夫《原道》號稱千古之至文，提筆即強為道下一界說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吾人未嘗請韓公補充《說文解字》，或新纂《倉頡遺書》，此種說明語原之直訓，於後人所為經國大計，能作何種指示乎？甚矣！吾人第一步問道於韓公，不能不認為大大失望也。輓近包愼伯世臣[123]，似曾窺得此中竅要，而與楊季子[124]論之曰：

竊謂自唐氏[125]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126]，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歎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127]，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於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於推究其事，而子瞻尤為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

“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一句，是關目語，退之曾講述明白曰：“道與德為虛位”[128]，愼伯於此綽有領會。獨愼伯謂“子厚和之”。夫子厚是否與退之相同，亦復“虛言道以張其事”者，此吾以為大大不然。

退之雖虛言道，而由是而之之所謂“是”卻不虛，蓋君者，由君之地位而之，則出令，臣者，由臣之地位而之，則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者由民之地位而之，則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以言子厚，顧大謬不然，子厚以為唐之受命出於民，民旣以天命手授於唐，是惟有民誅不聽令之唐，唐何能加誅於民乎？惟如此也，韓、柳兩公同言道，同是虛言，而實質顯有兩兩背反之異致。

或曰：柳之道異於韓矣，子盍試為詁之？曰：子厚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蓋子厚崇民至上，即聖人之道，有不便於民者，亦應在吐棄之列，反之，凡有益於民之用，不問其語言出自何人，舉所推崇。於是吾人可得就此為道作達詁曰：凡有益於民之用者曰道，斯詁也，本編曾續續依事加以說明，而此祇最後為點睛而已。吾嘗謂子厚之學，可名之曰用學，此可見用之時義綦大，不具長篇廣幅，無能敍述井井，惟此非本篇主旨，即不備論。

愼伯與楊季子所論，有曰法，有曰禮，有曰教養，時代由唐及宋，人物由韓、柳到歐、蘇，範圍爾廣，無取覼縷。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正面論也，負面則為大刑三百，五刑之屬三千[129]。蓋古聖人設制，禮與刑交相映合，凡出於禮即入於刑，施行一即影響到二。愼伯《韓集》寢饋之功不深，祇知向功令之所要求發言，不知韓論之精髓，固在刑而不在禮，以致下斷輒浮而不切，於韓、柳異致之祕要，無所開發，願更端待之他日，暫不煩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