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篁村於柳文

余年十四，負笈於長沙會垣，有同學為言陶篁村事，蓋袁簡齋於一逆旅，見篁村題壁詩，驚歎不已，因不知其名姓，遂賦詩憶之，有“好疊花箋寫詩去，天涯沿路訪篁村”之句。余因心儀其人，漸長，漸從短書中得其踪迹一、二，意其於文不過爾爾。最後得《泊鷗山房集》讀之，果不出所料，極其量祗不過蔡邕琴酒客[116]而止。茲錄其評騭柳文一段如下：

河東與許京兆、蕭翰林二書，滿腔憤懣之氣，從滲淡經營而出，幾於伯仲龍門[117]。《童區寄傳》、《段太尉逸事狀》、《陽城遺愛碣》，無衍詞，無泛筆，一字不容增減。《宋清傳》於精密中饒姿致，得《檀弓》、《公》、《穀》之遺。《饗軍堂記》[118]如商彝夏鼎，古色斑斕，《王參元失火》[119]次之，《捕蛇》、[120]《種樹》[121]又次之。《桐葉》[122]優於《諱辯》[123]，《論史》[124]勝於《諍臣》[125]。至於《八記》，雖前人亦稱之，然永叔、子瞻俱能造其詣，何必河東？反不若《序棋》、《鞭賈》、《敵戒》、《咸宜》諸短章之有關於世教人心者矣。如以韓、柳兩家相較，昌黎曰：“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126]，又曰：“其皆醇也，然後肆焉”[127]，於行文甘苦，可謂專且久矣。然觀河東《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自序其生平造詣，攻堅抉奧，洗伐再三，亦非淺嘗薄植者可比。且昌黎自命甚高，睥睨一世，獨至河東，甘心推讓，視若畏友，其為勁敵可知。假令河東生於昌黎未生之前，則起衰八代，正未知誰任其能。蓋昌黎以善縱見長，河東以能鍊取勝，昌黎之博大，固非河東所及，河東之謹嚴，亦豈昌黎所得為？充昌黎之量，猶難髣髴於西京，而盡河東之才，直可追踪乎東漢，鄙人偏好之見如此。……

《永州八記》，人競稱之，幾於人云亦云，並不見誰持有新理解。而篁村獨置之《序棋》、《鞭賈》、《敵戒》、《咸宜》諸短章之下，所見固不恰當，顧特異於流俗，獨抒己見，亦自難得。當乾隆朝方望溪派甚為鴟張之時，而篁村略偏於柳，應須另眼觀之。篁村名元藻，字龍溪，會稽籍，乾隆時諸生，嘗客兩淮運使盧見曾[128]許。歸里後，於西湖築室著書，號泊鷗山房，所著不外詩話、筆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