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中《上李夷簡相公書》，疑“相公”之名有誤，或自始即無此書。

此書有可疑之點數四，聊試疏列：子厚被貶後，與親戚、故舊之書，訴苦乞援，如致許孟容、楊憑、蕭俛，及李建者，大抵申述往誼，情文並茂；而此書只如枯綆一條，往復纏繞，使讀者無所感動，此其一。書言廢為孤囚十四年矣，則正是柳州易簀之歲，其時子厚讀書深造，心氣和平，在州亦自覺有社有人，勤民治事，大有習而安焉之勢，與初貶時之鬱躁心情，大相懸殊；於此而急切望救，致使用“呼憤自斃、沒有餘恨”等語，頗失眞讀書人本色，此其二。“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此何等語？豈信道有素、俯視一切如子厚其人，對世途顯者，遽脅肩諂笑、信誓旦旦如此？此其三。何況李夷簡之於子厚，以往事言之，謂曰仇讎，良不為過；蓋夷簡為御史中丞時，與楊憑素有隙，憑由江西入為京兆尹，夷簡公然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即臺參訊，志在抵憑以死，適翰林學士李絳救之，始得以貶臨賀尉了事；夫憑為子厚先友，又兼舅甥之誼，子厚豈得忘世仇而親匪人？此其四。李夷簡在襄陽，曾遣伻[179]撫問子厚，子厚有啓謝之，存《集》中，此類事，如對趙宗儒、武元衡等，所在多有，是與窮形盡相而向人乞哀，顯為兩事，不可以其一而例其二，此其五。據右五義，吾不信子厚《上李夷簡相公書》之為眞實，或者此書非致李夷簡而致李絳，此還略有情理可循，容細考之。

或又曰：楊憑歿於元和十二年，人已沒世，其仇自解，子厚於十四年作書致夷簡乞援，有何不可？曰：此勢利小人之所為，豈篤於氣誼如子厚，而儇薄[180]如是？且楊氏後輩如誨之、敬之，皆一時英俊，豈不防為齒冷也乎？

或又曰：考《楊憑傳》：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以此另立《晦傳》。據此，夷簡劾憑，容或事本為公，迫不得已，本身並非與憑有何怨尤，而且對憑相當尊敬，與一般揭參劣員情況不同，何況從推荐徐晦看來，夷簡崇尙行誼，能度外賞拔賢才，至堪論定，凡此皆足為子厚上書乞援張本。曰：否否，子厚應事接物，一切須在立身行己上打定基礎，豈得偶見隙有可乘，即 [181]張口呼救，而謂黔婁[182]瀕死所不肯為者，以有土有人、坦懷求治如子厚而為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