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是《子厚集》中嶄嶄有見之傑作。書有云：“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124]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此可見子厚切身之大義二：嶄嶄視與退之不無區別者，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一也；《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二也。請分別釋之：

退之言道，子厚亦言道，子厚之所謂行，必取與道相連成語，始有意義。子厚《報崔黯書》云：“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若在退之，道之及也，將祗以及乎古為滿足。於是子厚行文時，目光平掃而向後來，退之則視線逆轉，隱蹈榮古虐今之惡習而不自覺，必明乎此，而後韓、柳本質之優劣有據。子厚“先誠其中”云云，始是篤信自得之言，施之於文，即一變而為四海皆準、百世不惑之極詣，柳文可貴，允推此種。

柳文自訂之規律甚眾，而潔字最為突出。其《答韋中立書》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僅泛言及潔而已，今復於“潔”上增一“峻”字，又於《太史公》外涉及《穀梁》，此可見子厚平生通經致用，自然成文，於潔抑峻潔所下功夫，殆不止良醫三折肱[125]之效，然則所謂潔者，作何義解乎？曰：子厚《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夫為一書務富文彩，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126]，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顚者眾矣。”夫“明而出之”者何？曰：視事實之所需，一字不加多，亦一字不加少，擯誣怪闊誕，而使讀者不至誤入陷阱，即潔之效也。至子厚《答杜溫夫書》，勤勤於助字律令，是猶潔字初步用意，未足以統柳文之全也。若夫退之之文，凡子厚之所申言拒斥者，殆不恤屢犯而不已；微論自歎文窮，旋即自詡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見《送窮文》。〕”，而其自嬉之溢分，至數百載下之朱晦菴，猶生掩鼻而過之感也。即以公然剽賊、屈詰難馴之樊紹述[127]，而退之猶且顯言推許，誑耀當世，恍若取證平昔文從字順之為欺騙語言，毫不足信，此韓、柳在文字形式上一大區別，宜為學者所不輕易滑過。

“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此數十人到門，不知以何種形式出之，以中唐局勢論，此點應難做到，子厚於此，殆不免微有誇大。

“有不至必惎之，其教也”，“其教也”之“其”字，應為“惎”字之誤，此三字乃讀者旁注，以釋“惎”字之義，編者因而羼入正文，廖本此三字即削去。按“惎”義本《左·宣十一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按注：惎，教也。又子厚《與楊京兆憑書》：“彼不足我而惎我哉！”《義門記》：“或引《說文》：“惎，毒也。”此於柳兩文均無當，非。

“次《論語》、《孟軻書》”，焦循《易餘籥錄》云：“以《孟子》與《論語》並稱，則伸孟子者不自皮日休始”，此可見唐時不甚尊重孟子，試觀李致用曾作《〈孟子〉評》，即子厚朋遊中，亦儘於孟子有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