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王叔文之黨，以雄才大略稱者，殆無過呂化光，子厚行文，於化光至傾服無地，非徒然也。試觀化光所作《諸葛武侯廟記》，即可斷定斯案。

天厭漢德，俾絶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心膂。南陽堅臥，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76]，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亙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呑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駈句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賾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絶緖，諭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女乎？吾事之，曹氏害女乎？吾除之。俾虐魏逼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化光此文，作於貞元十四年，其時已與子厚交好與否，殊未可料。但兩人政治思想，結穴在生民身上，此所謂“活元元”，與子厚所謂“利安元元”，渾無二致，故彼在從游陸先生後，更為訢合無間。從來論武侯者，除薛能之粗獷無識[77]外，殆莫不以扶漢為大義，大勳未集為天命，相與詠歎無已。至以私劉宗、不解利民責武侯，謂彼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及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因之見未至而功不成，此似千餘年間，絶無一人道得。夫如是，從來沁人心脾，毫無間言之《前》、《後出師表》，以漢賊不兩立相揭櫫者，由化光觀之，竟至一錢不値。偉哉偉哉！至云曹氏利民，吾亦事之，此種絶對之民本論，非洪識奇士如化光，誰說得來？

右文當與化光所作《古東周城銘》合看，求得一致結論。《銘》如左：

古東周城銘〔幷序〕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翌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微，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78]，沮其勝氣，非所以厲尊王，垂大訓也，余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79]，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日輕，二伯[80]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81]，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頹隅，以勸大順。

化光前責武侯，民忘漢德，不可使思，大體與衛彪傒所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意趣相近，而論域相遠。得毋化光思致中有矛盾歟？曰：非也，化光《武侯廟記》重點在民，而彪傒所言重點在天。天與民完全是不同範疇，故《城銘》文曰：“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惟道是信。”無天無神，是化光與子厚通《春秋》後所得大義，因而笵成共同信念，故其言處處與《左氏》不合。此銘亦反《左氏》之標職也，與子厚之《非〈國語〉》同一意境。

洪景盧《隨筆》八稱：“諸葛孔明始見劉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魏盡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於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司馬懿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82]，杜詩盡之矣。”此後人論武侯最富於代表性之意見，如“天不祚漢”，及“曆數不許”，之二語者，在迷惑於《三國演義》、及慣聽劉皇叔戲詞之士夫婦孺，截至文化大革命為止，猶認為不可改變之金科玉律。豈料千年以前之中唐時代，有絶對主張民本論之呂溫、柳宗元輩，揭明民不思漢，徒勞無功，逕以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責備武侯者哉？

景盧論漢末形勢，軒蜀而輊魏，指曹操為鬼蜮，君子所不道，然固無法抹煞孟德之所成就。《隨筆》十二有云：

操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鐘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一〕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二〕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鎭撫關中，而諸將服。〔三〕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擒戮。〔四〕幷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五〕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六〕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七〕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讋服。〔八〕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九〕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十〕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卻關羽於樊城，皆以少制眾，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右十事中，尤以徙洛鄴、致東方二者，為人心歸附之徵，武侯以新造未集之蜀，與爭中原，其出師未捷而身先死也，亦固其所，何況所樹劉氏職志，為百姓絲毫無所動於其中者哉？設如化光之策，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成敗利鈍，猶難逆睹，又況所棄祇不過青衣行酒、樂不思蜀之孱主哉？

右揭化光理致，猶有與子厚相視莫逆者，則《諸葛武侯廟記》言民不思漢，與子厚《舜禹之事》言曹氏自繫於民，主旨兩相呼應，羌無二致。此在《舜禹》條下另有箋敘，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