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審言《選學拾瀋》卷中，附詩四首，末有子注云：

汪蛟門[67]《選韓詩序》云：“杜甫氏之學，鮮能傳者，傳之惟愈，不可誣也”，余竊歎以為名言。往嘗謂黃魯直學韓多，學杜少，僅可為杜再傳弟子，同人咸詆其妄，得蛟門此論，差喜知敝師有人也。“敝師韓退之”，語出祁門[68]。

此李詳之陋言也。唐人之高者並不以文許退之，後人謂退之以文為詩，固是佞詞。蓋退之之筆，顯外於文，文且不到家，其何能移而學杜？祁門倚傍山谷，自侈師韓，“敝師韓退之”，所謂湘潭皮窠耳，其語尤鄙。〔皮窠，本編他條有解釋[69]。〕

吾於《復堂日記》中得如下記載：

宋于庭《過庭錄》末卷載：裴晉公《與皇甫持正書》，論唐中葉以前文，足為定論。於昌黎獨致貶詞，則退之在當日早有違言。宋先生錄此篇，具有微意。

譚獻與李詳為同時人，又同受祁門影響，顧復堂敢於非薄韓文，在當日可算是違反時趨、立幟自異之英雄氣概，此不能與宋先生之《公羊》學說無關。審言環堵[70]小儒，戢戢[71]以選學拾瀋自了，當然不足語此。

余錄右文訖，亟索于庭《過庭錄》讀之，則見所謂《與皇甫持正書》，乃《與李翺書》之誤，此由復堂失愼所致。《過庭錄》中《裴書》，從《唐文粹》八十四卷過錄，誤字全未改正，則于庭成書倉猝，未及細校之過。又“退之在當日早有違言”句有奪字，“違言”應作“違俗之言”，此核本文即知。茲將于庭所為評語全文錄下：

按裴之論文，可云備矣，其於昌黎之文獨致貶詞，則以摹古太甚，矯時過當。如樊紹述之險怪無理，昌黎稱為文從字順，各適其職，亦有心違俗之言。〔原注：永叔亦有此論。〕蓋自李唐卜年三百，宇縣統一，政令分明，時非短促之祚，人有寬綽之心，一代之制，文全而體備，氣協而聲和，雖有正變之極，皆具跨躒[72]之美，彼其條流，可得而尋也。唐之初葉，王、楊、盧、駱，四傑競興，然猶循徐、庾之遺則，振陳、隋之逸響，華美則有餘，典重則不足。張說、蘇頲，操筆朝廷，制作宏鉅，可以消蕩淫靡，黼黻[73]隆平，唐之文章，斯為極盛。如楊炎、獨孤及、權德輿、常袞[74]之儔，皆足方軌齊足，同馳康莊，至於蕭穎士、李華，亦有奇思，而時多變聲。獨後有陸贄，以清切對偶之文，陳斟酌至當之理，其氣極清而不嫌於薄，其詞甚備而不見其繁，洞中人情，悉合經義，此《翰苑》一集為不刊之書也。至於柳州之文，則蕭、李之徒也，若李翺、孫樵，力追韓氏，規矩猶在，尺度逾窘。蓋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75]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76]之形，自示崖異耳，烏足重哉？

于庭綜論全唐文風，歷抵諸作者，除追隨晉公揮斥退之外，柳州亦限於有奇思而時多變聲。李翺、孫樵，雖力追韓氏，而徒偃蹇其形，自示崖異，無足輕重。三百年間，獨燕、許制作宏鉅，黼黻隆平，號為極盛。上而四傑有欠典重，下而楊炎、獨孤及、權德輿之徒，反得方軌康莊。就中陸贄洞中人情，悉合經義，《翰苑集》為不刊之書，一時獨步。如此論列，迥出文家尺度之外，自我作古，匪夷所思。蓋于庭，經生也，衡文匪是當家，其間輕重倒置，幾於黑白易位。柳州至與蕭、李並論，何啻牛、驥同皁，即此一點言之，于庭竟若絶不知文章為何物者。獨其自憑手指，翻倒棋局，一空文人倚傍，獨往獨來，識雖不足，膽固有餘，雅非餘子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