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子厚言溝通四民，有士、有農、有工、有賈而不及兵，此子厚當時論事之局限性使然，了無足怪。竊思吾文人之仇視於兵，職為千古不易之蔽習，曩司馬子長，見李陵能與士卒同甘苦，以為有國士風，即足證實子長思致高遠，非餘子可及。吾鄉屠伯某[148]罪惡之不可恕，吾以為不廑在招致農民子弟，助桀為虐，而尤在自售高名，以兵權讓之淮軍，毫無復員部署，即行解散部隊，坐視若輩流為寇盜，重復濫殺，南京三牌樓案[149]始末，閱之誰不寒心？此一歷史公案，亦須歸納於一九四九年之大改革，而始得到結束，兵始獲列於上流，而進為國家之主人翁。吾於論子厚《敘志》詩竟，輒復循次及之，此子厚雖不言，而心懷之也必久，吾敢斷子厚聞之，定如《與蕭思謙書》：謂“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