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石原《題柳子厚〈吏商〉篇》

彭石原，名維新，湖南茶陵人，康熙丙辰進士，由編修累官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所著《墨香閣集》，《題子厚〈吏商〉篇》一文在焉。迻錄如下：

柳子厚作《吏商》篇，蓋欲挽吏之汙者轉而為廉也，而或訾其與“正誼不謀利”之說[163]戾，則猶未察其意矣。其言汙吏以貨商，謂汙吏以其貨資人為商，得利不能什一，及身敗，欲終不遂。其言廉吏以行商，謂廉吏能潔其行而不改，則名尊而秩遞崇，為利溥[164]。且言哀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不得已，姑設為是言，是與子思所云“仁義所以利之”[165]，孟子與梁惠言仁義[166]之意，大旨略同。惟於廉吏概目以商，復云利溥，雖本於史遷“廉吏久更富”之言[167]，而儗喻不倫，語疵有所不免爾，或其時有激而為是言耶？世風之日降也，廉恥盡喪，惟財賄是亟，士林且莫肯自固其防，有儒而儈[168]者矣，且有宦而駔[169]者矣。業則非商也，名則非商也，厲士君子之容，襲道義之語，陰售其壟斷攫取之術。掩蓋欺世，以《詩》、《書》居奇，利欲薰心，托借聲氣，以關說便利，誘眾驚愚，其情其狀，眞有窮於儗似而莫可名言者。是儒儈者，士類之蟊賊，宦駔者，仕途之鬼蜮也，視汙吏之以貨商者，辱賤之差，隱顯之殊，相去又不啻什百矣。故夫昔之汙吏，子厚尙冀其聞是言而或轉為廉也，至儒而儈，宦而駔，陷溺已深，羞惡之心蕩然，方且自以為得計，縱言者諄諄，亦復如之何哉？噫！

子厚《吏商》一篇，所言固非正理，篇末“急民”二字，足以解釋一切，石原審其有激而為之，誠探驪而得珠。蓋石原己亦是正人，深知宦海情弊，故讀柳文而會心不遠。彼督學山左[170]時，有《致方靈皋》一書，於長鎗之弊惡，言之刻至。事之本質，固自如是，吾揣其對偽道學如靈皋其人，意存諷刺，特甚言之。文云：

……弟考規雖嚴，而等第最寬，取錄不一格，亦不求備，接遇諸生以禮，有文行者，更體恤周至，惟於訟魁[171]、長鎗[172]，則痛懲不少寬假。此二種皆獲罪名教，敗壞風俗，而長鎗尤甚，學使者汲汲欲擢眞才，而鬼蜮輩處處售以贋鼎。其人或廩生，或增附生，或曾中鄉會試，每十數人隨棚流轉，賃大屋，聚書羣居。城市無賴遊手，為之奔走，偵伺考規疏密，引鄉曲菜傭子弟，議封多金，重賄廩保，倩代冒名入試，或夤緣遞稿與人。最工於規橅風氣，弋獲則朋分封金，案發時，生童各已散歸，學使又按臨他郡，故發露者少。夫以掄才之地，視為鬻貨之場，為天壤間至不平之事，此類若不盡除根株，是植稂莠以害良苗也，學臣不得辭其咎矣。故於察出數案，嚴示懲處，必待三年試竣，然後酌為開釋，非苛也。彼旣甘自外於士，斯不復仍以士待之，庶狎而扞罔[173]者，不至接跡而起，所全實多，於理、於法、於事勢，均不宜於姑息者也。尊教云：“斥責已足戒後”，似未為局中者審計耳。……

靈皋又勸石原刻熊、劉等稿以示範，熊者熊伯龍[174]，劉者劉子壯[175]，皆明末時文高手，石原亦不以為然，謂“熊、劉二先生文各有偏勝，徇末而遺本，未若窮源以及流之為得。”觀於石原反方靈皋，以及默契於柳文，殆不失為讀書有得、而明於世道之士。尋石原於明少師李東陽賓之為同鄉，且兼姻婭，相隔二百年，而心儀其人不已。視學山左時，知其遺族當明鼎革時，依舊姻衍聖公於曲阜，因訪得裔孫興貴，為之安置產業，而從其家敗壁塵網中，取得少師遺像以歸。己詳題其後，文存《集》中，唐鏡海[176]〔鑑〕序《石原集》時，亦盛道其本末，此一鄉閭韻事，頗饒風趣，吾誠竊有觀感，而樂於牽連記錄如右。

《墨香閣集》十三卷，吾循誦一過，淵雅寬博，遠在周星叔[177]、孫芝房[178]之上，詩亦雅才俊上，五言尤勝。邊地得此手筆，迥不尋常，不知王葵園[179]纂古文辭，何以揚周、孫而抹煞前輩如此公者，人譏王偏袒鄉人，彼舍正路而不由，何怪人言如是！獨偶閱《清史稿》，乾隆初，御史王峻劾左都御史彭維新矯詐苛鄙，直聲震都下。吾揣雍、乾間號稱有清盛時，上以偽勵精圖治著聞，而石原熟精吏事，亦好以察察為明，宜其得此惡聲。惟事本末無可考，復未及檢查《東華錄》，彭是否以此左官，姑記錄於此，以待他日參證。[180]王峻[181]字艮齋，常熟人，由編修改御史，拜官甫三日，白簡[182]即發，一擊不中，適以母憂去官，遂不復出。峻為陳祖范[183]高第弟子，學長於史，尤精地理，以考訂終其身，所撰《〈漢書〉正誤》，大為錢竹汀所推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