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之詁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66]由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欲為我民選拔一裁成輔相之人,必須與無言而行四時、生百物之天意配合得上,方爲適當人物,斯人物者何?曰:惟房與杜是。

宋蘇軾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時,上神宗皇帝書,有如下一段意見:

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鬥獸,亦可謂拙謀矣。

郎曄於文、景、房、杜下,各作小注:一、“文、景二《紀》,止言勸農桑、減租賦、除肉刑、定箠令之類。”二、“房、杜二《傳》,止言玄齡善謀,如晦善斷,而史臣亦稱其輔贊彌縫,藏諸用使,人由之而不知。”由是以文、景為之君,以房、杜為之臣,天人景從,國無為而治,而子厚所謂“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明翼”之崇高詩意,得以躊躇滿志而無憾。蓋明德者何?舍文、景無以為降,明翼者何?舍房、杜無以為生。

郎曄者,南宋新紹興府嵊縣主簿,為東坡文集事略之經進人[167],生平別無可考。

子瞻之為是言,為懲王安石之變法,徒滋擾亂而無實際,子厚之設是想,殆鑒於永貞善政之空悅人心,招來反動,二者思源未同,而的彀如一。大凡國家“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此子瞻書中語。〕亦誠非與天合德,維民之極,此物此志,無從表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