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韋中立者，韋七也，《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宜參看。夫師之與友，相去特一間[8]耳，兩書參合，足見子厚所為誘掖後進之全貌。

書之末段，子厚將平生所致力者，開出一書目表如下：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文也。

樓迂齋[9]曾為言曰：

看子厚論文三節議論，〔釗案：右表為二節，合上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云云共三節。〕則子厚平日得力於文字處，一一可考。韓退之及蘇老泉[10]、陳后山[11]，凡以文名家者，人人各有經歷，但各有入手處與自得處耳。

迂齋謂人人各有經歷，誠然，惟以韓、柳兩家相較，似乎子厚所開之書目表，退之萬開不出。蓋退之惟以《六經》相標榜，而子厚所指為旁推交通者，退之乃自承束《春秋》三傳於高閣，《國語》之不涉目，自無俟論，以言《離騷》，退之一生未嘗用力，述作中不含一分騷意，此其一。即以經論，退之至謂《儀禮》難讀[12]，廢而不觀，輕《爾雅》注蟲魚，棄不之取，餘經亦不聞有何專精之部，此其二。以兩公之文章功力而論，韓之無以企柳，生前早有定論，至北宋崇韓，別有用意，論乃倒顛。

眉山唐子西[13]嘗為《文錄》，其言曰：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子西所謂習時學、忌博聞、引經自強，與吾言北宋崇韓別有用心，大致意同。蓋北宋諸公，謀以尊經掩覆其空疏，而不敢自我作古，必引以名高而習與己類者，用為眉目，其幟方得高颺而不下。適也，韓公成就，與所懷隱志相符，因而崇韓。崇韓之後，歷代又以取士之法，其暗流恰與上旨合，韓之魔力，不期而節節漲大，乃至緜延數百年，直逮乎中清。中清之時，經學鼎盛，名儒輩出，反韓之論，稍稍茁出。吾觀餘姚邵秉華[14]與孫星衍遊，曾為《〈平津館文稿〉書後》曰：

六朝以降，言古文者首推昌黎韓氏，然韓氏苦《儀禮》難讀，以《爾雅》為注蟲魚之書，束《春秋》三傳於高閣，已開宋人游談無根之漸。故其言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即陶淵明不求甚解之謂也。夫讀古人之書，而一知半解，不深探古今流別之分，而藻繪[15]其文，以炫世而欺人，是謂無本之學，不踰時而闃寂絶滅者多矣，是豈人情之有所愛憎歟？亦其學、其文之未足流傳有以致之也。

秉華之論甚摯[16]，謂退之其文、其學皆未足流傳亦甚確，顧趨勢則反之。慨自兩宋以來，韓文勢力不廑不衰，而且潛滋暗長，反而加大。此並不由於韓文之有眞實基礎，吾曩言之，是後代人之游談無根，必須奉一游談無根之前輩，為之宗主，以炫世而欺人，而韓文始日見昌盛而無底止。加以宋人倡為帖括之學，以經義試士，使空疏不學之流，便於取得利祿，同時一、二優異者，復以古文名義自高，奉揚同一空疏、易於仿效之人，為先師以自重，而韓文因更猖獗而定於一尊，直至十九世紀之末而形勢不變。邵秉華從諸考據家之後，知“文必源於經術，有裨於世教，旁推交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捃拾前人緖論，以自詡心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面又反對“拘牽之士，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安其所習，毁所不見，〔釗案：“安其所習，毁所不見”八字，最為深透，可算關目語。〕是末師而非往古。”韓文在若輩之心目中，始成為嫌疑之物，且考慮到中國學術，停滯千年而不進，是否以韓學偽統把持壟斷，為之眞因？雖然，此不過在思想界曇花一現而已。道光末造，樸學就衰，兵禍漸起，全國擾攘不事學殖者，亙二、三十年，時則湘人[17]崛起，挾武力以議文事，高談義理，不尙實際，而韓文竟至由垂萎而再振。遷延復遷延，入民國後，妄談文運者流，仍不能擺脫桐城餘毒，尊韓面貌，依舊無改。對韓澈底清算，必須俟至人民有權，方能著手，邵秉華“絶滅無本之學”之豫言，到今始驗，職是之故。

右一論域，範圍弘廓，非區區短幅所能盡，特就子厚《答韋中立書》，略略推廣言之云爾，詳俟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