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九

【韓愈】

[子]

韓、柳文之優劣為一事，韓、柳間之交誼又為一事，世之論者，往往錯綜二事而生偏執，殊屬無謂。李穆堂〔紱〕有《書〈茅順甫與查近川[53]書〉後》云：

茅順甫[54]當明中葉，以古文自負，其《與查近川書》，尤為世人所稱，今覆觀之，辭頗跌宕有致，其論退之、子厚，則疏謬甚矣。退之與子厚，蓋始終無間者，觀子厚之歿，以子女屬退之，可以知已。順甫乃謂退之由考功晉列卿，嘗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綰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何其不考之至耶？當貞元時，子厚通顯，而退之抑塞，固無論已，子厚以元和初被貶，退之方浮沈下僚，三為博士，作《進學解》自嘲，固非能援引人者。元和八年，由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九年十月，轉考功，猶省屬耳，十一年正月，始遷中書舍人，即以論盜殺宰相事，為李逢吉、韋貫之所惡，降右庶子，何暇援子厚哉？十二年秋，裴度宣慰淮西，奏退之為行軍司馬，冬，淮西平，復代度為書諭王承宗，承宗恐，割二州遣子入侍，始歸，遷刑部侍郎，副鄭餘慶詳定禮樂，蓋十三年也。明年正月，即以論佛骨得罪，貶潮州，而子厚亦以是年冬卒，計子厚由永遷柳十四年中，退之困下位者十年，降庶子年餘，從軍幾一年，謫潮一年，為中書舍人才四月，刑部侍郎不及一歲，而降謫及之，其為祭酒、京兆尹、兵部吏部侍郎，皆在子厚歿後，而顧責以不能援引，是可謂之知人論世乎？學文者於韓、柳，猶學道者之於孔、孟，當尊敬之，不可橫加訾議，其生平當熟悉，不應茫然不考。順甫語於韓公誠無所加損，而此文頗為外間傳誦，恐復有疏謬如順甫者，將信以為實然，而後世妨才嫉能、遺棄故舊之徒，咸得藉口於古人，則傷教害義多矣，故不可以不辨。

穆堂之議甚平，所考韓、柳兩公之政歷亦不誤，然僅執此說，恐仍未足以服順甫之心也。蓋順甫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直問退之是否有意援柳，果其有之，元和十三年遷刑部時，諫佛骨可，援柳亦何嘗不可？由是韓不援柳，並非時之不及，而實由於事之不便。何以言之？夫柳，八司馬之一也，援柳不能不涉及八司馬，涉及八司馬，即等於推翻永貞舊案，此微論當時宦官虎視，政變絶對不可能，而以永貞時韓、柳政治立場，顯有未同，今以救友之故，遽責韓之突然豹變[55]，似亦人情之所不許。此一情況，韓、柳均自知之。韓之援柳，決不能如柳之援劉，輕輕以柳之易播了事，以此穆堂謂韓、柳交誼，始終無間，事誠如此，未為歧誤，順甫作書與查近川時，或未致思到此。茅文吾未及讀，俟考明茅、李全幅論點，更端再議。

[丑]

全謝山《韓柳交情論》一首，不知作於何年，聲口似較平昔稍稍平易，因全錄之：

茅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綰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旣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丈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尙未有盡者，予乃更為論以申之。

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為僚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夷考伾、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卻藩方之請，事事皆為唐室罷政起見，[56]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為寃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用，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大有所為，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尙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及《別竇司直》詩[57]云云，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口，退之雖不遽信人言，而其中亦不盡帖然也。然吾以為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靦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伾、文，則誠足抱友朋之愧，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經紀其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58]者也，謂其中年竟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蓋多有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為世之處功名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迨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獨於退之為小人，於夢得為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固諒前事之虛矣。

謝山責鹿門目不見唐史，其實己於唐史，亦殊考之未精。夫所謂子厚據要津，參大政者，僅限於順宗即位後七、八月間，距此兩年前退之被貶時，子厚果胡有者？謝山論事，時代錯迕如此，凡前後事跡，都繳繞混作一談，所覈焉得中肯？如實言之：伾、文初政，即追回被放諸名流，退之亦在列，此子厚暗相推挹於其間，不難想見。至退之之貶，及幸臣如李實者從而擠排，其時子厚之黨並未當路，謝山於此卻一字不提，而遽責子厚諸公不得辭其咎，伾、文未出，遽空言怨望子厚不力爭於伾、文，生呑活剝如是，是不僅史實不明，亦人情有所不許。謝山始終糾纏於退之之詩，以為罪證，吾別有疏釋，不更覼縷。惟謝山此文聲口，較緩於前此諸論，終有可取，吾故存之。韓、柳交情，固始終無芥蒂，謝山必謂子厚歿後，退之方諒前事之虛，此謝山意在自圓其說，故作迂曲之筆，不必深究。

[寅]

韓、柳同時，而友誼篤，其學之進退深淺，銖累皆不能相欺。觀韓《祭柳文》中有曰：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59]。子之中棄，天脫馽羈[60]，玉佩瓊琚[61]，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62]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等，掌帝之制[63]。

嘻！此殆退之對死友由衷自讖之言也。如實論之：退之官達，鞾刀送迎，堂皇畫諾，都不暇給，焉能伏案治學，日起有功？子厚則不然，一謫十餘年，幾無日不以學為事，文中“玉佩瓊琚”，“表表愈偉”等語，確是寫實而非故謙，人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吾謂以繩柳文，比韓更昭切實。於今事越千年，浮議所趨，直大謬而不然，可見文入眾口，一唱百和，市虎已成，覈實殊難也。

子厚之文、之學，為退之所知如此，乃其《送孟東野[64]序》，於唐文人之善鳴者，除元結、李觀不計外，至推挹到門徒李翺、張籍，卻無一語涉及子厚。豈以子厚久阨貶所，不便揄揚，抑或淺文近事，止於遊戲，原不以登大雅之堂者耶？然而退之褊已。

退之《柳州羅池廟碑》，除若干迷信詞頭，所需沙汰外，其餘語語覈實，能令讀者崇仰柳侯，出於至誠。如云：

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今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

試將此一紀錄，仔細玩味，倘在今曰，得到如斯治績，豈不可說民治已臻上理？而乃一千年前，狉獉[65]未闢之鄉，憑柳侯一人之教化力，能使鄉民自然感動，毫無間隔，眞可謂做到子厚“役於民”之最大限度。觀子厚貶所各詩，都表現與峒氓渾融一氣，並無難於解脫之怨毒語。其曰：“青箬裹鹽歸峒客，錄荷包飯趁墟人”，乃寫實，不含譏諷。至云：“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則禹適裸國，裸入衣出之意[66]，恨己之不解方言，難與居民沆瀣一氣，倘其能之，即文身亦所不恤。由是和平恬澹，勤勞民事，四年之間，渾如一日，與其他遷客之無端怨悱，大異其趣。試以退之之“雲橫秦嶺”，“收骨瘴江”[67]覈之，兩者有舒躁、和怨之不同，一目了然。退之手錄此節，同時想到己貶潮陽，會逢其適，有鱷魚遠逸之一情實，便於渲染，己乃大展巫術，欺騙鄉愚，並留文以誑後來之無知學子，當未免色赧赧然云。

子厚之子谷，懿宗咸通四載，與退之之孫綰同榜，見邱光庭《兼明書》，為袁子才《隨園隨筆》卷二十七引。查咸通四載，去子厚之歿元和十四載為四十四年，谷不知是四歲子抑遺腹子。無論何者，科名都甚晚。〔釗案：“谷”一作“告”，“綰”一作“袞”，見他條。邱光庭，五代時烏程人，官太學博士，《兼明書》，其遺著名。〕

[卯]

《雲谷雜記》，宋張淏撰，刻入《海山仙館叢書》[68]，淏字清源，開封人，僑寓會稽，因著《會稽續志》、《艮嶽記》等書。《雲谷雜記》中有論韓退之之矛盾云：

韓退之《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為用，不足為孔、墨”，其與墨子者至矣。及為《策問》，則曰：“孔子旣歿，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又《與孟簡書》云：“楊、墨交侵，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69]，禮樂壞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其所言自相矛盾如是。

退之文中自相矛盾之處，何止論儒、墨而已哉？退之以闢佛名，乃今日闢佛，明日即求與大顛和尙往來，倘和尙不來，環顧即無可與談。夫人以言語相伐，行動相貿，亦須稍顧顏面，使人不覺。而退之《與孟簡書》：一面斥楊、墨，一面又佞佛，誠不知彼所以自範何等。

明徐[70]者，字惟起，更字興公，博文多識，與兄熥[71]齊名萬曆間。著有《紅雨樓集》、《榕陰新檢》、《筆精》、《閩南唐雅》等書，曹學佺[72]與之狎主閩中詩壇。《筆精》中有一則云：

王楙[73]《野客叢書》，丁用晦[74]《芝田錄》，羅隱《石烈士說》[75]，以及葛立方[76]《韻語陽秋》，皆載韓《平淮西碑》成，李愬之子謂沒父之功，訟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碑。余取二文反覆誦讀，段文才學充實，援古證今，六朝體格，非淺學能辦；韓文古健簡約，難入時眼；憲宗當時易韓為段，自有深意。至於姚鉉《選粹》，亦錄段而棄韓，宋人宗韓，遂大貶段作，是為韓公盛名所怵耳。李商隱詩，亦只述韓文可惜，未嘗訾及段作，使人知韓文之足重也，敢作迂評，為臨淄藎臣[77]。

之說揚韓而不抑段，自是持平之論，然段文經姚鉉之撮錄，及徐之渲染，而至今仍自不知世有段文昌也自若，可見文字先入之力大。嘗論唐之平淮西也，亦千百大小戰役中之一耳，平叛有何奇功？乘虛更非神勇，韓、段碑文之高下，本質上無可論列，世人囂囂至今，為退之盛名所怵一語，去實不遠。甘為臨淄藎臣，而不肯為昌黎佞臣，筆縱非精，亦自使人一快。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記其可遊者，讀之令人翛然[78]有出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似，僕悶則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動成瘡疣。”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子厚記山水語有差池，與退之論儒、墨意有出入，一淺涉於感情，一深關夫道術，二者形迹雖近，而領域懸殊，良未易同年而語。

[辰]

韓、柳文在唐時，柳高於韓，即退之亦承子厚名蓋一世，平時慣以文墨事推之子厚。迨韓、柳並歿，退之兩壻李漢[79]、蔣係，均在朝列，子昶尋登進士科，而子厚嗣子才四歲，次子遺腹始生，了不知將來成長何狀。以此文章聲價，不能不與勢力相消長。尋經五代，兩俱沈寂；宋室乍興，穆伯長[80]窮搜遺文，次第發現，平視兩家，各稱饜飫，自時厥後，稍稍軒韓而輊柳。吾閱王禹偁[81]《小畜集》論文，雖亦韓、柳並列，然《與張扶書》則曰：“近世為古文之至者，韓吏部而已”，至其衡度韓文之準則，極於句通義曉而止。又《送丁謂[82]序》云：“文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意趣低下可笑如此，將丁謂與韓、柳並論，事更非常可怪。至歐陽永叔公然揚韓，理致較強，其說曰：

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

永叔用意，在推崇退之《原道》一文，《諫佛骨》一表，“道不同猶夷、夏”一語，即由是來。須知謚儒、佛為夷、夏，此完全抹煞事實之客氣語，蓋佛雖不產於中國，而自魏晉六朝以逮於唐，以譯經者為高手，信佛者為名士、學者，奉揚者為無數男女信徒，早已融化為易地成長之獨立學派或宗教，不可能以孔子時代所謂夷狄觀念，強加於上。試問退之明排釋氏，且在上諫表一轉瞬間，彼即與大顛和尙公然往來，講道論德，為孟簡所詰責[83]，究為何故？此無他，吾嚮言人窮則呼天，今轉變為：人失意則信佛。即以退之大張道統，強詞奪理，而無形中潛移默化，自入初地[84]而渾然不知，自相矛盾而毫無所感如此，而欲與子厚顯劃鴻溝，謂彼為夷而我是夏，豈不可笑？退之旣自欺欺人，而永叔從而先後疏附，倂為一談，又二千年來，吾國學者一例為虛憍面目所籠罩，無人能衝破網羅，究論眞實。其後王伯厚《紀聞》，關於韓、柳之不同處作分析，全謝山從而箋之，謂柳之各說，無不勝韓，然韓大本大原處卻勝柳。此由兩宋直逮前清，亙千餘年，伯厚、謝山，全與永叔一鼻孔出氣，古今學者，都停滯在道統之虛偽面貌前，一步移動不得。今試將闢佛與否此一宗大本大原之總賬，暫且除去，再較韓、柳優劣，即從王、謝之分析單上來看，幾於柳無一不長，韓無一不短。時至今日，自應將此黑漆一圑之無理轇轕，清算一番。南朝四百八十寺，可容兵火使之燬滅，而決非退之張脈僨興，外強中乾，輕輕“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九字，所能動其毫末。果其動也，退之祭神南海[85]，又有何廬可造？〔此大顛案內一節。〕

[巳]

甚矣！退之之言之流於失檢而不自覺也。如《讀〈墨子〉》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至他文則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其所以然，則在能言距楊、墨。〔見《與孟簡書》。〕如退之之言，墨氏於孟子為禽獸，於孔子則不用墨將不足為孔，何孔、孟由退之觀之，其道適適然偝立乃爾耶？退之旣以孟子距楊、墨，功不在禹下，退之於經法亡滅之後，距楊、墨加甚，功應不在孟子下；於是《孟子》一書，退之認為向無孟子，吾人皆服左衽而言侏離[86]者，此宜如何一字一句，恪遵而不失？但《孟子》“民為貴”一章[87]，從不聞退之申釋張大，而《原道》中反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何退之言與行之相悖如此其甚乎？柳子厚並不標榜孟子，獨民貴之旨，為所深喻而廣用，《貞符》一文，獨能掃蕩古來淫巫瞽史之邪說，而以受命不於天於其人，為深鴻厖大保人無疆之最終目標，貶所表聞，死而無悔。至退之一到潮州謝上，即以定樂章，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為請，豈孟氏之鬼，自忘其平生之言，或圖補救其生前之失，因誘退之使反民申君，自欺欺天，如此彰明較著也乎？吾嘗與朋儕漫談，自宋室以經義試士，逮明、清兩朝，用八股錮蔽儒生思想，試題將一部《四書》翻來覆去，往往一題有千數百篇雷同文字，但七百年間，從無一試官敢以“民貴”命題，吾曾於大題及小題[88]兩文府中，遍查無著。夫中唐尙無八股迹象，何乃鬼影憧憧，似於君、民間早劃定一禁制區域，因而退之不敢妄越雷池一步，殊不可解。

[午]

陳善子兼[89]毁韓之見於《捫蝨新話》者，不止一、二事，茲以次檢錄如左：

一、韓愈流入異端：韓退之謂荀、揚為未醇，以予觀之，愈亦恐未免，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鄙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亦愈之未醇也。方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二、李、杜、韓、柳優劣：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侮，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於韓退之許其有扶導聖教之功，至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千古惟子厚一人。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說，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喩。

三、韓退之解醉紅裙：韓退之謂京師富兒惟解醉紅裙，不能文字飲，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詩[90]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公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香”[91]，此豈空飲文字者耶？〔釗按：孔毅夫《雜說》亦論此事[92]，得斷相同。〕

四、韓文公與大顚論佛法：文見別條，不贅。

五、韓退之似無特操：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復作《答孟簡書》，似是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以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六、《原道》闢佛老：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93]，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然予觀魯直所云：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眾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94]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達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即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藝窮，乃始歸佛。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是不亦可笑乎？

右毁韓者六條，而原柳止於一則，如下：

柳子厚罪在朋黨，然有功不可掩：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伾、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此其本心也，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即位，即患疾不能言，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叔文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為可罪，然以予觀：順宗即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鐡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為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並教坊女伎六百人，次罷閩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十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為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眚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尙在可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蘇子由著《歷代論》[95]，以牛僧孺與李德裕俱為當世偉人[96]，而馮道得為盛德[97]，其論甚恕，獨子厚之賢，未有為之湔滌者，予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世君子。

依捫蝨所列事迹，可從三方面比覈韓、柳，一曰政治，一曰文學，一曰佛理。請試論之：永貞始政，韓、柳顯然對立，其對立之所自起，了無迹象足資印證，史家不得不究極兩家思致之異源。夫異源何也？曰：柳認國之大事，絶不可謀及媟近，一開賊賢失政之端，勢必釀成弑逆，而韓則謂中貴俯達人情，仰喻天意，國家可得倚以張皇威，平危疑也，此誼事勢朗朗，無取贅敘，所謂政治者此其一。文學：捫蝨不提己見，特假藉晏同叔[98]之品評，而晏評人每泛常視之，不加詳覈，甚至見其說羼雜於《丹鉛總錄》[99]，竟即認作升菴品藻，而昧其所自來。〔見某家近著如是，適忘其名。又晏之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當時呈繳內廷，絶無流傳，因而本評原著，今乃無從查考。〕殊不知元獻此評，異常鄭重，用意殆出其他宋人意想之外。蓋宋初提倡古文，穆伯長、歐陽永叔之流，奮力前邁，而舉以抵制西崑為職志，此一褊狹簡陋之古文運動，同叔目擊之而不甚謂然。意謂文者，有其自然領域，無體不備，凡偏執其一之所素習，觝排其餘之所不知，宜非雅流之所當為，如韓退之雖扶教有得，而文事有限，若夫縱橫綴述，靡所不工，亙古惟子厚一人。吾意元獻提出《典》、《墳》、《騷》、《雅》，與子厚倂為一談，此一宏通識解，決非不讀書之歐九[100]所能夢見。捫蝨舍歐取晏，所見應亦同然，所謂文學者此其二。至於佛理：佛為理道之一，學者將何所容其避諱？子厚遇佛與儒合者而親之，自理勢之所應然，退之則否。退之以辟佛為名，而欲求其外形骸以理自勝，因不得不假塗於浮圖之往來，以自陷於不竊陳言而竊佛言。此在明讀佛書之捫蝨視之，焉有不囅然[101]大笑之理？所謂佛理者此其三。綜其三端，韓、柳歧異之浮於捫蝨之眼簾者，大率十得八、九，若夫退之解醉紅裙，而子厚不解，甚至子厚一生嚴氣正性，文字飲亦未必解者，此都小節，無當於雀燕之衡量，姑不深究。

[未]

明之楊愼，一博通而不求甚解之狂人也，然論文頗輕韓退之，亦自有趣。愼之言曰：“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為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斑。”[102]慎謂退之詩無所解，語自太過，至云子厚似得騷賦一斑，亦於子厚未見深切，總之明人評韓，不如宋人之高，並不獨楊愼之語云爾也。

胡應麟曰：“韋左司[103]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為清麗者得之，柳儀曹[104]清峻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之勝韋，非也。”[105]應麟謂柳詩閒婉不足，不知胡指。如韓退之《祭鱷魚文》，虛憍之氣滿紙，夫鱷魚者非他，不過退之到潮州所見到之動物耳，子厚到柳州，亦見到許多動物，而子厚詩祗云：“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106]，翡翠珍禽，鰅鱅則惡魚，在子厚一例視之，無所容心於其間。而鰅鱅者，始見於張衡《南都賦》，名與黿、鼉、蛟、蠵並列，大概是一不甚尋常之水族也，馮山公[107]〔景〕詮此詩，謂鰅鱅舉為鬼蜮，不知何所準據。殊亦不免大驚小怪。然若子厚貶柳，如退之貶潮，彼可能作一《驅鰅鱅文》，大轟一場；凡魚有露於水面時，亦有潛藏水底時，倘祭罷而鰅鱅遠引，退之又可能在《羅池廟碑》上添一奇蹟。此一小小謔浪，謂將不足證實柳詩之富於閒婉，或不能以少許勝退之之多許，抑以淺笑抵退之之甚怒，吾滋未信。

孫鑛[108]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厚則學《荀》，豈性近所固然耶？”子厚作《非〈國語〉》，鑛因指子厚祗學《國語》而不學《左傳》，此眞望文生義，信口雌黃，吾嘗謂從來評騭韓、柳兩家，宋人偏執，明人淺薄，今觀於鑛甚信。〔按鑛語見《月峯集·與呂美箭[109]論詩文書》。〕

[申]

定海黃式三，字薇香，其子以周[110]，字元同，父子卓立道、咸、同、光四朝，治學旨趣相同，泛覽旣博，尤精《三禮》，出入漢、宋，不持門戶之見。薇香所著，號《儆居集》，其《讀〈柳子厚集〉》一文如下：

讀《柳子厚集》（黃式三[111]）

唐之文，韓、柳二子為冠，定論也，而文有同有異，異者未嘗不同。韓子與李翊論文[112]云：“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原[113]”，與劉正夫論文[114]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柳子亦云：“榮古虐今，比肩疊迹，揚雄歿而《法言》大興，馬遷存而《史記》未振，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115]，又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復讀《六經》、《論語》、孟子書，其歸在不出孔子”[116]，是韓、柳之論文同也。韓子作《師說》，與李子蟠[117]言其不拘於時，柳子作避師書[118]，言韓子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此韓、柳之異也，然韓日、柳雪，蜀、越之犬自吠，日、雪何過？[119]是則韓、柳之意同矣。韓子言古之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柳子直破其說，此韓、柳之異也，顧反復韓子之書，原因襃貶過實而懼之，作史而輕於抑揚，疏於考核，在己旣不得中道，必並取怒於鬼神而有天刑，是亦韓、柳之意所同矣。韓子作《爭臣論》，以激陽城，柳子有《與大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有《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此韓、柳之異也，顧韓文激勸於未諫之先，柳文贊美於廷諍懇至、司業功著之後，其意未嘗不同矣。韓子《讀〈鶡冠子〉》，稱其博選、四稽、五至之說，如援其道而施於家國，功德非少，而柳子以為鄙淺之書，此韓、柳之異也，顧柳子旣遭斥逐，不得一有力者推挽，韓子惜之，則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固韓、柳之所同悲矣。柳子受羈於王叔文，近馮山公辯之甚詳，讀之有可信，亦有可疑，而觀《柳集》有《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書》，《韓集》有《柳之墓誌銘》，有《祭文》，其相推以斯文宗主，固無可疑，貶柳文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文開首即曰：“唐之文，韓、柳二子為冠，定論也”，結尾又曰：“貶柳文者多見其不知量”，貌似尊柳，而實以尊韓者尊柳，至己之於柳，吾未見其深解而曲喩也。倘當時退之不相推子厚以文墨，而不譽其文似子長，並為誌墓、致祭等等，吾不信黃之重柳，能如宋之穆伯長艱苦自發，視同性命也。即如“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此子厚《報袁君陳秀才書》，而黃子引之，為問黃能了解到柳所謂行為何行，誠為何誠，不加擇別而尊奉焉否乎？黃子當知柳“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又問黃能信服其說焉否乎？吾知柳之不崇天神，其精神頗與東漢王仲任[120]合，而黃有《讀王仲任〈論衡〉》一文，斥為矯情立論，深加非薄，黃旣非薄《論衡》矣，而謂能轉而推仰柳之《時令論》，有是理乎？又如黃引柳“榮古虐今”云云，夫以古今配合兩相反之形動詞，相與抑揚，此其習亦自仲任發之。如《齊世》篇云：“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又云：“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又云：“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須頌》篇云：“論好稱古而毁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又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仲任凡用高下、尊卑、褒毁、稱毁、長短等字，以推排古與今，而都未若柳子所下榮、虐兩字之為刻至。黃之所引，為《與友人論文》一小札，友人為誰，不可得知，他日柳《與楊憑書》，重復申明此義，詳達百言以上，為問王、柳此種蕭條異代之感，黃子能自然默契矣乎？夫柳子造《封建論》，此不廑獨出冠時，而且空前絶後之偉著也，即以蘇子瞻好訾嗷柳，而亦曰：自柳子之論出，而從來言封建者廢矣，顧黃子不以為然。其讀《通考》而涉及封建者曰：“柳氏曰：秦有叛人而無叛吏，其說不足據也，以史考之，章邯、司馬欣，大吏也，陳勝、吳廣，小吏也，會稽守謀叛而召項王，沛守與獄掾曹參主吏謀叛而召漢高祖，范陽令聽蒯通降武臣，趙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秦吏之叛者多矣”。固哉黃叟之言史也。夫史亦以標舉趨勢、大致不差為得已耳，焉有保證百分之百、從無意外之史例乎？尋黃子在道光朝發名成業，而斯時曹振鏞當國，導引清帝從文字之枝節上，齮齕[121]臣下，斯風披靡，黃子不能無所沾丐，夫以此種尋垢索瘢之帖括方式，尙友古賢，此猶得侈言尊柳矣乎？黃子訾天下貶柳文者為不知量，為問黃子之量有多大乎？雖然，桐城壁壘崇成，尊韓已成百川東之之勢，而黃子終能割尊韓之大分以尊柳，庸中佼佼，難能可貴，此誼願與知言君子共凜之。

[酉]

陸祁孫[122]《柳州十八字石刻拓本，伯厚索題》云：

循吏廟食禮所宜，羅池片石吾無譏。此刻草書十八字，特為蠻鄉逐疵癘，柔毫三寸挾風霜，足配韓文鱷魚避。楊生重視唐人書，珍賞不減歐褚虞[123]，暇時示我索題句，因感往事相嗟吁。順宗疾瘖不聽政，王叔文伾竊國柄。陽山之貶正此時，乃於劉柳信不疑，居今論古易為斷，豈有身受無聞知？投荒尚請柳易播，寧肯附和為姦欺？從來宵小畏清議，例引名士張藩籬，餘財曾未汚文若[124]，九錫安能強穆之[125]？書生懷才急自見，究異好爵堪羈縻。逐臣萬里懷天闕，瘴雲匝地埋寃魄，曲宥猶能活蝮蛇，去思無怪孚蠻貊。先人昔日守遐陬，珍重歸裝一紙收，即今碑已殘三字，〔龍城柳“龍”字，神所守“所”字，制九醜“九”字，俱已闕。〕金石依然不久留。迂生軒輊爭韓柳，誰識瑰辭如一手，若以《離騷》繼《國風》，河東似出昌黎右。底無年命比元劉[126]，鑄鼎燃犀百怪讎，亦有賜環身未及，為君掩卷泣忠州。

祁孫篤信《羅池石刻》，比之韓文《驅鱷》，復以伾、文從政為竊國柄，皆陋儒之言也，又退之貶陽山，在貞元十九年，而伾、文二十一年始柄政，祁孫顧謂兩事集於一時，以坐罪於後者，亦謬。獨揭明韓、柳無猜，及柳文勝韓兩點，所見迥出時論之右，故全錄此詩以示珍重，伯厚姓楊，名大墉。

[戌]

白樂天詩[127]：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有辯之者曰：退之非指愈，有衛中行者，亦字退之，其說不知何所本。惟查《韓集·侍御史李虛中墓誌銘》[128]，有如下記載：

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云云。

果爾，是衛中行字大受，韓愈字退之，別白甚明。今讀者略去“大受、韓愈”四字，而將“退之”緊接“中行”，因謂衛中行字退之，天下讀書之草率，與事之可笑，莫大於是。

《退之集》中，有《與衛中行書》一通，首署“大受足下”，是中行字大受，而非字退之，甚顯白，今以事迹與文字與愈相涉，因不恤以愈之字字之，此與韋詞之事迹與文字，與李景儉相涉，因謂詞亦字致用，適同一例。查中行為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其人非不知名，取證者荒率至是，亦大可怪。

理雖如此，而世間記憶模糊，張李錯認之事，如謬稱韋致用、衛退之等等，固亦未始不可能有，獨同一以退之墓誌為解，東嘉李季可[129]《松窗百說》，其根據《太學博士李干墓誌》[130]之所記載，較得之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者，遠為健爽。請試徵之：

按《退之集》：長慶三年，作《太學博士李干墓誌》，略不及他事，唯說受方士柳賁藥，服之，下血死。乃引當時目見，及親與遊者歸登、李虛中、孟簡之徒七人，俱以服食之誤，而臨終痛楚，明年退之卒，是豈有咫尺之間，而肯身試其禍哉？

意謂服食祕藥，與飲酖異，固非朝夕間，且並非旬月間，即能致命。退之草此誌後，逾歲謝世，縱令墨瀋未乾，而即甘蹈覆轍，藥之致命，未必如是之速，何況以讀書明理如退之，咫尺之間，行動如此之翻覆，亦為不可設想之怪異事，松窗持說爾爾，可能竦動一時，沈心思之，恐未盡然。相傳退之以祕藥飼雞，雞肥大，宰而食之，號火靈庫[131]，是退之間接服食之習，由來已久，夫天下事何常之有？由間接而直接，一轉移間耳，又況人生之言與行，難期一致，責人貪者，未必己之能廉，訾人虐者，未必己能戒殺，李季可之欲以《李干誌》之懲服食，取證退之將不於咫尺間以身試禍，夫亦誰信莊生二與一之必為三也[132]哉？

[亥一]

近人雜詩中，有紀述柳文者曰：“近人尙桐城，其論深抑柳，陽湖實支派，相襲亦已久，柳文彼所輕，學柳更何有？”[133]吾嘗震驚其說，而從陽湖諸家之文集中，覓取信據，卒之一無所得，適以證成所云為耳食之言。嘗論陽湖繼桐城而起，為時稍後，而門徑各別，自張皋文[134]、惲子居[135]而下，幾無一不從騷賦入手，而李申耆[136]、陸祁孫兩家，尤駢、散並工，卓然名家，為文取徑，顯與方、姚異趣。由斯而言，若輩承襲桐城末流，不得不貌為尊韓，而其中心旨趣，不期而深契乎柳，可以斷定，輓近皮相者流，於百年來文壇脈絡，幾於盲無所見，抑何可怪！

陽湖薛子衡[137]所作《養一齋李先生行狀》，有警語一段，可資證左：

庚辰〔按此為嘉慶二十五年。〕游粵東，為康中丞紹鏞[138]校刻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因並刊《駢體文鈔》。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緖，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輯所編，至是遂序而刻之。《序》略曰：“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駢體，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為之也，學有純駁，人為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駁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先生平生論文蓋如此，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溯古文之原始也。

由此可見：當世視駢體下古文一階，申耆則視古文下駢體一階，當世視古文為駢體之別派，申耆則視駢體為古文之原始；由此更可見：不解駢文，將不足以為古文，不明駢體軌轍，將不知文章流極，於是在《韓》、《柳》兩集中，持此評價，何去何從，一言可決。

申耆所為《徐季雅[139]文稿序》云：

曩時涉獵古人文章，樂觀其論文之語，如昌黎、柳州，類皆自道所得，亹亹[140]而不厭。……吾友吳江吳育[141]曰：“為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足以究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萬物之情，三者備而後文可傳也。”此數言者，未知方之昌黎、柳州之論文何如？

申耆此文，雖以韓、柳平列，一若等量而齊觀，而平日陽湖諸子之持論，則往往揚柳抑韓，皎然不疑。如陸祁孫《題柳州十八字石刻拓本》云：“迂生軒輊爭韓柳，誰識瑰辭如一手，若以《離騷》繼《國風》，河東似在昌黎右”，似之云者，乃文人自詭如此，意在左袒河東，讀者一望而知。

[亥二]

章實齋《丙辰劄記》〔按此丙辰為嘉慶元年。〕有一條云：

李習之[142]出韓退之門，其文自能成家，不規規隨韓進退，論文之識，頗勝於韓。韓《與崔斯立書》[143]，欲考國家遺事，求賢人哲事之終始，作唐一經，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有志於史也。然論古人之文，以史遷與司馬相如、揚雄辭賦同稱，而班《漢》之業，從未一顧，無論陳、范諸家。李習之《與皇甫湜書》乃云：唐繼周、漢，而史官敍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馬、班固之文哉？其於史家得失，言之具有淵源，非退之所及。且退之曾撰《順宗實錄》，習之所譏史臣不如陳、范，意未必不在韓氏，此亦自是公論，不得以門戶而曲諛之也。蓋韓氏於史學非其所長，作唐一經之言，顯非所任，以史家淵源，必自《春秋》比事屬辭[144]之教，此韓子所不能。後如歐陽永叔，生平見解，不出韓氏範圍，《唐書》與《五代史》，更非不竭盡心力，而終不可與語史家之精微。

實齋他日又云：“退之非良史才，幸而所志未成，〔指作唐之一經。〕倘強為之，必不如其平日詩文。〔亦見《丙辰劄記》。〕”夫退之之乏史才，見薄於及門弟子，宜其不敢著手唐史。子厚《與退之論史官書》云：“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此何其與為崔斯立[145]吐豪語，以作唐一經自命，兩相剌謬[146]哉？子厚此書，據稱元和九年所作，則《順宗實錄》早於前一年蕆事[147]，不審子厚曾見及未？果見及也，評量是否與李習之相似，此都無可考證。姑以闕疑。

偶閱歙縣鮑倚雲[148]《退餘叢話》云：

昌黎抗顏為師，以弟子畜李翺、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云：習之娶吾亡兄之女，而翺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以師資事韓，並姻婭之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

子厚視師弟之別最重，其不肯抗顏為師如退之，豈有鑒於翺輩之抗傲而斂手耶？抑厭惡唐時一般風氣乃爾耶？不甚可曉。然為師者必自重，而後能為人所重，侈言抗顏，有何用處？子厚於韓稱十八丈，而習之稱韓十兄，李表臣稱韓十一，[149]究竟退之行第如何？俟考。《舊書》以李翺、張籍附退之，合為一傳，以著元和古文復興、韓門師弟子之盛，殆未暇辨別其中仳離[150]痕迹，至皇甫湜，《新書》始行附入。

何孟春[151]《餘冬敘錄》稱：

《宋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唐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翺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羣分，並舉之間，各得其當。四人者，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

斯誠何氏一家之私言，凡屬通人，定當齒冷；蓋唐之世，柳文名高一切，若柳、韓之次，別稱劉、李，庶乎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