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龜》之永貞史料
卞孝萱勤探史蹟，時具隻眼，頃從《册府元龜》中檢得永貞史料二事見示，頗足珍異。爰迻錄如下：
《册府元龜》卷五〇七《邦計部·俸祿》：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
此條未書郭忠政等罪名。據《順宗實錄》、兩《唐書》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罷宮市、五坊小兒。宮市、五坊，必有主其事者，此被停俸之十九個宦官，或即其人，如或不然，此十九人亦必宦官中之尤奸惡者。
一舉而停十九個宦官之俸錢，為中晚唐絶無僅有之大事，二王、劉、柳與宦官鬥爭之堅決，於此得一強證。
韓愈《順宗實錄》雖不得不書罷宮市、五坊小兒等善政，但不敢書停郭忠政等俸錢事，蓋恐得罪於宦官，故删去之。以二王、劉、柳所敢行之事，而韓愈不敢書，其品格之高下不待煩言。
兩《唐書》修於易代之後，無韓愈當日之顧忌，亦竟不載此事，太無史識。幸《冊府元龜》中保存此條，千載後得發其覆，此其一。
《册府元龜》卷六六九《內臣部·朋黨》：薛盈珍憲宗時為中貴人，有權力於元和初，薛謇……以族人附進，盈珍頗延譽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
唐代士人依附宦官，本為習見之事，但此條不同於尋常。薛盈珍者，反對二王、劉、柳之大璫，薛謇者，劉禹錫之岳父也。
《劉夢得文集》卷二九，《唐故福建等州都圑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初，公治粟於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尙書為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37]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克面。
薛謇以女壻劉禹錫之累，本不為憲宗及宦官之所喜，然曲事薛盈珍，竟得其力，擢至福建觀察使。倘禹錫因薛謇以附於盈珍，則亦未嘗不能復用，然而終憲宗之世，禹錫未離謫籍朗州、連州，其不附宦官可知。
柳宗元之岳父楊憑，元和四年貶臨賀尉，元和七年復官，宗元有《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之作。楊憑復官，而宗元卒於貶所，其始終不屈於宦官又可知也，此其二。
《順宗實錄》，逮元和後若干年歲，始終為權閹所不滿，請求削減，要不識所已削減者究為何事，今得《册府元龜》之“郭忠政條”，即可得其大凡。
唐自元和以後，天子成為巨璫之門生，於是朝政勢必以便於閹者為善，不便於閹者為惡。韓退之草《順宗實錄》，不得不在此戒條下執筆，《實錄》成書後，仍不得不本此戒條修改，不謂孝萱忽為吾證實此斷之確。
子厚一生恨寺宦刺骨，故其所作大小文字中，除《守原議》嚴加討伐外，從無一處使閹穢犯其筆端，至劉夢得則反是。晚歲作《子劉子自傳》，涉及永貞內禪，即曾鄭重而書之曰：“宮闈事祕，功歸貴臣。”又其為妻父薛謇神道碑具草，雖不便道及彼與薛盈珍之連誼，而敘到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時，仍不得不顏厚有忸怩而書之曰：“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噫嘻！柳與劉此一差別，自由於性分使然，而學力仍自有甚大作用於其間，孝萱於夢得卒無附閹左證，妄圖起復，隱示獎藉，不失為忠厚之論。
孝萱謂郭忠政條，韓退之不敢書，此未必然。現時《實錄》初稿，無從看到，不知退之原始紀錄者究若干事。據後來權閹不滿，屢請修改看來，退之原本所提项目，即祇有削減，而決不會有增加，郭忠政條可能即在削減之列。孝萱咎退之自始即不敢書，恐非事實，何以故？以退之雖畏宦官，仍不能不畏輿論故。
尋《實錄》詳列陸贄、陽城事蹟，幾等於兩人《列傳》，全部移入，以體裁言，直是不倫不類。以吾蠡測，退之原稿，恐未必採此附贅懸瘤之形式，惟以屢次剗削太多，字不盈卷，當時職掌諸臣，因不得不以陸、陽二傳顢頇塞入，以資塡補，《實錄》遂成為今日臃腫不中繩墨之四不像册子。郭忠政條，是在屢屢修改中削去，大有可能。
叔文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棋諸待詔三十二人，說者謂：叔文惟恐同僚溷跡之故，由今觀之，此猶得半近似之言。蓋詔停郭忠政等十九人俸錢在正月，而罷翰林諸待詔在二月，此或因前一舉措，已惹起羣閹之怨懟，叔文因以罷免翰林三十二人間執之，以期質劑而消讒慝，良未可知，且人數後多於前，尤足關宵小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