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同舜、禹、益禪受說

自柳子厚為《舜禹之事》一文，以後儒者皆駭詫其說，甚且以文非子厚手筆，實則子厚此文，論點在以民意為依歸，不獨取義甚正，而立意亦至平庸，婦孺可得與知。不謂在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以前，竟無作者涉筆論此事，而意義足與子厚遙相印合，獨黃元同本論無媿於此。吾因鄭重而錄存焉如次：

或曰：舜陟帝位，二十有八載而堯崩，禹陟帝位，十有七年而舜崩，益陟帝位，七年而禹崩，於傳有諸？曰：否，孟子言：二十有八載相堯也[157]，十有七年薦禹也[158]，七年薦益也[159]，曰相、曰薦，是時蓋攝政矣，豈陟帝位有天下之云乎？孟子言堯老舜攝，非為天子，是舜雖終陟帝位，方堯之未崩也，實一攝政之相耳。益之於禹，亦祗有七年之攝，未聞其陟帝位也。且禹、益年相若，禹治洪水，益烈山澤以助之，及禹之崩也，益亦老耄倦勤矣。益若受禪，不數年即當擇賢自代，而當時之賢，未聞有出于啓之右者也，是則益不受禪，位傳啓，益而受禪，位亦傳啓，益其受之禹而傳之啓乎？何若不受禪而立其子也。或曰：然則傳言三年喪畢，各避帝位[160]，何也？曰：避地云爾，豈曰避位云乎？舊君之都邑，有宗祀在焉，其子若孫之所世守也，有宮室在焉，其妻若子之所安居也，是不容不避之故。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161]，此舜、禹之所以避也。益賢，禹薦之，公也，啓賢，益立之，亦公也。益不受禪，告天下以立啓，三年喪畢，退就侯國，使朝覲、訟獄者，可以專心之啓，此益之所以避也。若謂舜、禹、益喪畢避位，此必不然，何則？舜、禹旣受帝禪，不可避，益未受禹禪，不必避，此非理之至明者與？或曰：然則孟子言[162]：舜旣避，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此又何說也？曰：舜始居衛濮負夏間，地在南河之南，南河者，《禹貢》所謂至於南河是也。南河之南，僻在東夷，故舜為東夷之人，今旣為天子矣，而東夷僻地，非朝覲之所，勢不可久居，故之中國，作都於蒲阪，坐明堂而涖諸侯焉。此謂旣避南河之南，後又都蒲阪，非謂前避位，今又陟位也。禹受封於陽翟，舜卒居陽城，亦即所避之處，以為都後，乃從堯、舜所居之冀方，作都於晉陽，以聽天下之訟獄、朝覲，其先後舉措，與舜略同。先儒之說，紛紛籍籍，謂舜之於堯，禹之於舜，生則陟位，崩則避位，天下旣從，又陟位，大寶曰位，可若是之游移乎？即位之禮，亦可再舉乎？且謂益已陟位，因避箕山而民不從，然後意沮，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益為之乎？孟子言朝覲、訟獄之歸者，見舜、禹陟位而民受之，非取決于天下之從違也。孟子又言之啓不之益者，益不受禪，避居箕山，不願民之之，而民亦不之，見啓之陟位，亦民受之也。孟子之意蓋曰：傳賢傳子，皆天與之，及陟位而朝覲、訟獄歸之，皆民受之云爾，讀者勿以文辭害其意可也。

子厚曰：“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惟其然也，堯必有二十八載之工夫，俟舜繫於民，一至舜與民打成一片，而後堯舜之授受可得而成，惟舜之於禹，以及禹之於益亦然。獨益與禹之年相若，“及禹之崩也，益亦老耄倦勤，……即當擇賢自代，而當時之賢，未聞有出於啓之右者。”其所謂未聞有出於啓之右者，即指己繫於民廑七年，而人以父子相繼而繫於民之密，無有出於啓之右者也。於是“孟子又言之啓不之益者，益不受禪，避居箕山，不願民之之，而民亦不之，見啓之陟位，亦民受之也。孟子之意蓋曰：傳賢傳子，皆天與之，及陟位而朝覲、訟獄歸之，皆民受之”，一切以民意為依歸，惟魏之於曹亦然。“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事理明白如此，不論作者為柳子厚，抑為黃元同，祇須見到當時事勢，瞭如指掌，所得結論，自然趨於一致。至受禪主體之為公與私，或仁與強，作此文者之為貫通古今之通儒如柳子厚，抑篤學泥古之迂儒如黃元同，而皆為題外之事，所當別議。此之謂求同存異，凡邏輯所得之號為公論以此。

元同曰：“孟子言朝覲、訟獄之歸者，見舜、禹陟位而民受之，非取決於天下之從違也”，此以今日語言核之，意似背反，蓋民旣受之矣，即顯示天下之從之也，何得謂非取決於天下之從違乎？曰：元同之意，特謂舜、禹陟位，非若後代元首更迭，必假藉於選舉，通過於議會，然後為合法已耳，此廑說明古今取決民意之方式不同，就中隱顯、通泥之度有異，於天與人歸之本旨無害也。

元同名以周，式三子，〔式三本編別見。〕同治舉人，官訓導，主講南菁書院十五年。為學不拘漢、宋門戶，尤精《三禮》，撰《禮書通故》百卷，俞樾稱其精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