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

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謂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賦稅亂，夫賦稅之亂，實緣於賄賂之行，故弊政之集中點，終在賄賂。偶閱番禺凌揚藻之《蠡勺編·明季貪墨之風》條云：

明自太祖痛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38]時餘烈尙存，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愼之。迨萬安柄政，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爲能矯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籯載囊裹，不可勝計，他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甍大厦，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貼婦錢爲之，盜安得不起？嗚呼！天下應有李自成久矣，猶沾沾於裁驛站[39]之問，眞目論也。

惟晚清洪、楊起義亦然，有清貪墨之風，盛於乾隆末造，其時河工浪費，官帑之用於工程者，不過十之一、二，其餘皆資賄賂。飲饌之奢，亦以河工為第一。和珅家產籍沒，知珍寶之次等者，方入宮廷，查抄清單，至於無法核算。嘉、道間，其風並不少減。太平軍熸[40]，曾國荃之貪黷，爲王闓運揭發，幾於喪命。吾湘人也，久聞湖南翎頂，至以籮計，長沙直徑七里之城，湘軍將領公館所用之地，幾占一半，餘地尙須安置衙署，省垣幾無百姓置身之所。此一景象，當時不覺，由今思之，不寒而慄。清末，“盜”獨盛於湖南，革命黨亦以湘人占大數，至有“粵人出錢、湘人出血”之謠。由辛亥以至蔣、宋四大家族之起，舊蹟踐履，毫末無訛。當時吾主農村救國，徒以見到新興資本家，一味蹈襲歐美貪侈之風，惟恐不似，而實無能振興工業，無他故異物也。由是以知：賄賂與貪墨，自來爲革命之溫牀，何必子厚鄭重言之始明，獨防微杜漸，可藉子厚一言，彌深警惕，故《與元饒州論政理》，允爲《集》中第一大文字。

劉觀，雄縣人，洪武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以贓汙戍遼東，客死。顧佐，太康人，字禮卿，建文進士，累遷右副都御史，爲人剛正不撓，人比之包孝肅。萬安，眉州人，字循吉，正統進士，成化中，以禮部左侍郎入內閣，參機務，安無學術，惟諂事萬貴妃，結諸閹以自固，孝宗嗣位，以進房中術爲言官交劾，惶遽乞休去。徐階，華亭人，字子升，嘉靖進士，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時嚴嵩爲首輔，深嫉之，階智足相馭，嵩不能圖，外事嵩甚謹，內深自結於帝，卒逐嵩，盡反其行事，屏絶苞苴[41]，收召人望，粃政多所匡救。揚藻提此四人，可得囊括有明一朝政象。

年前吾在國外，與一華僑論到國內政局，此君曰：“由海外窺察國內形勢，當然難於確鑿，惟有兩事，得自遊華旅客，所言皆同，吾認爲大致不差。一、十餘年來，將一盤散沙之人民，加以組織，國內已形成統一，命令由北京直達西藏，可以通行無阻，與北洋時代政令不出國門一步者，適得其反。二、國內無接近資產階級之特殊集圑，把持政局，全國上下，都靠勞動吃飯，工貲差距不大，又如妓館賭窟、豪華酒店，以及投機倒把等機構，皆掃地無餘，坐是人犯貪汚，幾於不可能。以上兩點，吾相信實際如是，十餘年社會建設之成效，已達到如此階段，不能不使人佩服。”吾聞之，意中輒想到柳子厚“賄賂行而賦稅亂”一義，賦稅不亂，自然賄賂不行，想此一僑友，當然了通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