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韋使君者，韋彪也，一本題無“韋使君”三字，彪之刺永，在元和七、八年間，為崔能後任，能刺永在六年。
讀者對此文之看法有兩種：一重在文字，一重在吏治。重在文字者，吾於舊本書眉上過錄云：
王益吾[23]作《〈駢文類纂〉序例》，提筆即曰：“少讀唐柳子厚《永州新堂記》，至於‘邇延野綠，遠混天碧’，詫曰：此儷語也，而雜厠散文，深疑不類。”篇末又曰：“文章之理，本無殊致，奇偶之生，出於自然”，作者自提問題，自為解答如此。
此段何本，吾已忘懷，展轉流傳，義固不爽。
重在吏治者，如文之後半截云：
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24]
夫曰因俗成化，曰除殘佑仁，曰廢貪立廉，曰家撫戶曉，君百里者，得此已臻上理，更待何求？何況子厚身祗司馬，不主州政，今為長官作計，條理如此嚴密，而且號為二千石楷法，壽之貞石，謀永將來，此其重視州家治法，何等深切！絶不含牢騷不平之意。顧清初有儲方慶者，字廣期，為宜興儲欣之姪，有文名，以進士榜下得晉令，求列侍從不可得，卒怏怏罣吏議歸。由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於《書柳子厚詩後》，而妄下訾議：
異哉子厚之詩也！子厚少年負才望，冀旦夕登禁近，一旦斥退為外吏，又在嶺海外，宜其言有不平者。然丈夫官至刺史，為天子撫一方民，得專制於境內，亦可為榮矣，子厚坐黨廢，不即於誅戮，位以藩臣，差可自慰，乃戚戚如此乎？今人積學力行，累數十年，猶不克成名，成名矣，相率出為外吏，又數十年得至於刺史者，蓋一二之於千百也。間有為天子侍從者，一失足則驅而出之，列於郡縣之小吏，又不如相率為外吏者，然皆俛首帖耳，恬然不以為怪，莫敢出一言，以洩其胸中之憤懣。誠如子厚得為刺史，則將歡欣驕蹇之不暇，何暇論嶺海內外哉？今之滇、黔，較嶺南為尤遠，自京師至其地，萬餘里不止，士大夫筮仕之初，未嘗有罪斥， 臨之以朝命，則奔走不敢少息。或已歷清顯，位大僚矣，窮年皓首，分符於絶域者，黽勉趨之，曾不聞有一人薄其地為不足為，而自甘於頹廢也。假令子厚生於今時，遭此竄斥，官不得刺史，地不止嶺海，驅之以不得不去之勢，迫之以不容自已之情，吾不知其悲歌忼慨，所以形而見之於言者，更當何如也？
查明、清一統，其幅員之恢闊，與有唐大不相同。唐時遠州惡郡，皆指作左官配地，明載於官文書，明、清則大小遠近如一，全無此別，方慶遽將唐、清官制，畫一相衡，可謂闇於史識。何況子厚頌言：“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見《唐雅》。〕並無何等怨誹形迹？洎移治柳州，與在永之廑為貳尹者未同，則奮然曰：“是豈不足為政耶？”〔語見退之所為《墓誌》。〕於是設教設計，不一歲而柳州大治，凡此皆與方慶所述異致。至於子厚與故舊如許孟容、李建等書，間於處境之艱，有所申訴，則言非一端，夫各有當，雖文人之癖習致然，而亦變風所許，人情不禁，何得與設官分職之正當途徑，並為一談？方慶之叔欣，批於紙尾曰：“此借子厚以諷也，然東西南北，惟上所使，亦顧處之何如耳？子厚治柳，不鄙夷其民，有惠政，此子厚所以為子厚也”，斯言得之。
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溶漾，雙聲字，與“容與”、“容裔”同，水動蕩貌。紆餘，疊韻字，與“紆徐”同，遲回曲折貌。
乃作棟宇以為觀游：立而觀曰觀，行而游曰游，《潭州戴氏堂記》所謂“觀望浮游”是也，“觀”字用作名詞，去聲讀。
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子厚行文，好用三疊字法，如此處合形、輔勢、效伎，即三疊字也，或分作兩句讀，“無不合形、輔勢”句絶，此直未解柳法。
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此亦三疊字句法，“崖”字承上連山、高原、林麓三項，或於“連山高原”斷句，將“林麓之崖”作另一句看，幾於文氣不接，尤悖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