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祿崇柳

明王文祿者，楊升菴之徒也，平昔徵文考獻，見解往往出人頭地，所著《竹下寤言》，其分別韓、柳處，立說如下：

韓退之學不如柳深，柳子厚氣不如韓達，韓詩優於文，柳文優於詩，韓不能賦，柳辭賦之才也。若論其世，柳非黨伾、文，伾、文援柳為重，韓之求薦，可恥尤甚於柳，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柳者鮮也。

明人稱道柳文優於韓者，尙有一黃禹金，禹金撰《䜈神》一書，其言如是，焦循《易餘籥錄》引之。然禹金止於較量兩家之文詞而已，而文祿則擴大其範圍，以至於政治與人品，所謂柳非黨伾、文，而伾、文引重柳，確未聞有人如此說過。韓三上宰相書之可恥，雖袒韓者亦不得諉為不知，而明白指斥之者亦希，由是而言，自范希文申柳以來，於柳能見其大而貌其全者，文祿此論，罕有倫比。雖然，文祿於韓，獨不免留有餘地，蓋升菴詆韓不解詩[121]，凡稱之為大家者，都是市利他語，〔語見本編別條。〕而文祿卻謂韓詩優於文。由兩家之說推之，升菴所詆韓為不解者，文祿翻謂勝文一籌，於是韓直不解文為何物，乃是無可避免之邏輯論斷，嘻！此在文祿界說中為一小小寓德，無待深辯。

柳有辭賦之才，此明眼者皆知之，在柳並不以此自豪，特佞韓者蒙然張大古文運動之功，而不自以為可醜，論域雖小，而文祿鄭重提出，亦是一得。

文祿字世廉，浙江海鹽人，所著曰《竹下寤言》者，指所居樓前，植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談，或游於藝，或靜而思，恍然有覺，即錄數言聊以舒適云云也。言雖甚誇，而論政不期與子厚隱隱契合，亦所在多有。如“張世傑”一段云：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為重，以君為輕，況眞主已生於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塗毒人民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為天，非不佑宋，佑下民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去邠而周祚興，亦天意也。〔釗案：本段與一四一三頁重複，應芟削。[122]〕

此其以民為重，而斬斷陋儒種種尊王無二、死節事大諸謬說，宜與子厚《舜禹之事》、及呂化光《諸葛武侯廟銘》諸文，參合讀之，而覺吾國除韓愈標榜偽道統以外，別有一番“天意在安民”之正論在。文祿所為《應迹》諸說，吾謂是炎炎大言[123]，其義在此。

《應迹》者，文祿所立篇名。其略曰：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於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所為，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124]

夫曰果不可與亦不必與者，相對言之，即果非與不可，亦即必與。此義文祿得其一面，子厚得其他一面，故吾曰彼此之文，合讀為宜，特質量之重，子厚之超出文祿者，不可以道里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