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復讎議，韓、柳兩家皆有之，為問誰之理長乎？吾意此可以引經決之。退之引《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子厚《駁復讎議》，絶不引此。王介甫作《復讎解》，雖不涉韓、柳所議，而於《周官》之說，頗肆排擊。其言曰：

《周官》之說曰：“凡復讎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60]，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 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61]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介甫之言甚辯。查《韓集》中之《復讎狀》有錯簡，文於引《周官》後，不知所下己意何似？如其以《周官》之說作證，則韓議將遠劣於柳議，而介甫所論，似補韓議所不及處，不啻申柳而抑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