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紳《柳王二家文敘》

大紳《柳王二家文敘》如左：

予少習唐、宋大家文，最初與柳子厚、王介甫相入，方其入之深而溺焉也，溺其文因護其人。痛子厚之黨於王叔文也，介甫之與元祐諸君子相水火也，以新法壞天下也，輒為之焦焦然慮曰：吾欲宗其文，奈何其人如是？於是見有辨子厚之誣，原介甫之過者，則躍躍然大喜曰：吾當主是說。已而讀書漸多，意漸開解，乃為之豁然曰：出處不失其正者，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子厚昧焉，進賢、退不肖以尊主、庇民者，宰相立朝之大業也，介甫反是，是尙可為之辯其誣、原其過也耶？辯子厚之誣者，幷昌黎詩而斥之，昌黎則誣子厚矣，子厚嘗自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亦自誣耶？原介甫之過者，引明道分過之言[137]則當矣，然當時司馬溫公與介甫書，忠告而善道者也，溫公又介甫所深相服者，而介甫答書拒溫公甚峻，溫公能為之分過耶？於是不復護焉，然惜其人尤甚。以予觀於唐、宋大家文，韓、歐其至矣，能配韓、歐以行者，獨有子厚、介甫耳，以彼其文克配韓、歐，而其人如是，惜哉惜哉！予敘二家文，以著予之愛其文，而不能護其人，俾後之慕為二家之文者，其愼所守焉，勿更為人所惜也。

大紳名縉，休寧人，而遷於蘇，年三十一補吳學生，教授里中，落落不偶，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其為學之大要，有執友彭紹升允初[138]所作《汪大紳述》在：

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139]、西山眞氏[140]、潛溪宋氏[141]、白沙陳氏[142]，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為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入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143]、復所楊氏[144]、海門周氏[145]、石簣陶氏[146]、澹園焦氏[147]、東溟管氏[148]、正希金氏[149]，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150]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為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概舉而迸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旣衰，而道程朱者間出，往往樹門戶，塹城府，於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其於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脈，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

右文“統同辨異”四字，最為扼要，必了解此，然後足通儒、佛之藩，得所辨證。誠如是也，如《柳王二家文敘》之褊狹態度，似不可能存在。吾意大紳治學數十年，所為書有《二錄》、《三錄》，筆之而未已，就中出入翻覆之度，或幾微而不自覺，亦或感悟而未及補正，舊說仍在流行，而苦於不自明。須知大紳自位於儒、佛決盪之大相斫場，而欲求通，甚且自詡已通，同時從來無形埋伏之天然矛盾，敢說有千千萬萬，早任其容頭過身以去。蓋旣愛柳子厚、王介甫之文，而不能護其人，此何足言有得於佛？又不欲護其人，則所謂愛其文，定鄰於偽。當自承相入之深也，則口言不能護，而實乃相護有逾常度，良未可知。吾固不信佛，而信理之所之，連環自解，無須以鐡鎚鎚之。王益知語余：謬說能蠱惑人，請痛斥之，吾為此對，其謂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