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頌忠》

子厚《非國語·城成周》條云：“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作《訟忠》[1]，萇弘之忠悉矣。”吾意思黯年甚少，文不足見重於世，又唐人交際，最嚴輩行，時子厚文名，已高出劉夢得之上，思黯之於夢得，且以“文章謁後塵”[2]而遭屏斥，何敢對子厚以文嘗試，而漫與憑弔古蹟，而一同上下其議論乎？此際思黯文行，雖高出杜溫夫輩，而吾揣子厚，亦未必視同屑與教誨之小友。何況《頌忠》一文，載於《全唐文》卷六八二，寥寥短篇，於敷衍子厚“不推天以爲高”舊義外，別無新解。是明明探知子厚爲文趨嚮，故貢是議以逢迎之，一赫然佞柳之作也，與呂化光《古東周銘》，斤兩迥異，絶不得同日而語。柳文中“其後牛思黯作《頌忠》”一語，定爲後來牛黨賄求羼入，以自矜重，而原本無。姑爲參考之便，將思黯本文迻錄於後：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某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3]、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傅說、周吉甫[4]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彪傒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為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為得矣。奈何丘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彪傒、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5]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於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忠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册久謬誣惑，為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頌哉？

嘗論人之少作，其價値何若，必也以晚年言行反映之而無所出入，始足使之增重，至於牛僧孺也何有？於是以《頌忠》之本文論，已不過是妄投時好、言行不掩之作，何況重以子厚大師在前，從而披沙而揀金乎？“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鄙哉僧孺！何足以知之？僧孺謂秦之助壞者趙高，漢之助壞者董賢，以及魏之曹爽，晉之賈謐云云，試問唐之助壞者何人？以僧孺配之高、賢、爽、謐，不幾尺無所長，而寸無所短矣乎？竊子厚早識太牢[6]，除韋執誼一系有所牽引外，楊嗣復爲牛黨死硬派，乃父於陵，子厚先友，未審其中連系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