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西莊揭發退之《永貞行》之所見剌謬，取證十分確鑿，茲引《十七史商搉》卷七十四一節云：

《通鑑》二百六十三卷《昭宗紀》，崔允奏：國初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軍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搆扇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允此言是也。但以允之邪謬，召朱全忠盡誅宦官，宦官去而人主孤立，全忠遂篡唐，譬如人有巨癰在腑臟中，決去其癰，命亦傾矣。假令叔文計得行，則左右神策所統之內外八鎭，兵自屬之六軍，天子可自命將帥，而宰相得以調度，亂何由生哉？如癰尙未成，決之易也。司馬君實論之云：“宦官為國家患久矣，東漢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君實此論，一語道破，而王叔文之忠於為國為何如哉？奈何昌黎《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凛凛朝士何能為？”以宦門典兵為天子自將，抑何剌謬甚乎！〔崔允：本編他處“允”作“胤”。〕

案崔允之召朱全忠，遠言之，如何進之召董卓，近言之，如黎元洪之召張勳，引賊自斃，恍同一轍，可見董理國政，最易失愼，如寺宦一類問題，凡大勢已成時之觸手潰裂，與大癰未熟時之較易決去，所須忠貞才略之士相機審處、謀定後動之度，如何迫切，史家幾於一覽即明。西莊所為慨歎叔文謀國之忠，見解超出尋常文家萬萬，獨怪退之於此，竟爾黑白不分，東西易位，阿附閹人，痛絶端士，以致出詞乖謬，信口雌黃，胡乃識與村塾冬烘先生相等，一至如是！《永貞行》首段四句，為西莊所指斥者，退之認賊作主，十分剌謬，誠然誠然，西莊他日，又於《蛾術編》卷七十六《韓昌黎》條論之：

《新唐書·兵志》：天下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禁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衞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魚朝恩為監軍，後朝恩以軍歸禁中，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不一，京畿之西，多以神策鎭之，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未克，退之至以宦官典兵為“天子自將”，且“奪印付私黨”云云。查《新書·希朝傳》，稱其治軍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與《舊書·韓遊瓌傳》所云“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者正合，豈可謂之私黨乎？唐天子被弑者，自憲宗始，以後大權咸歸宦者，昌黎地下有靈，得無悔乎？又云：“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董賢以男寵進，而以比叔文，可謂擬於不倫，亦太不為順宗地，侯景篡梁，豈可以比叔文？且何至說到干天位？眞所謂惡而不知其美者。

西莊此論，明白痛快，凡推崇昌黎者，亦似當重與細論，不可夾雜意氣，殽亂是非。如《永貞行》又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此以退之自作之《實錄》中所行善政推之，白日受賄，可認為斷斷必無之事。如伾等器小官高，在應酬小節偶有不愼，事亦可能，然何至如退之詩句描寫之甚？觀子厚《與饒州書》：明斥國家弊政之大，莫如賄賂行而賦稅亂，又何至剛親政權，躬自蹈之？又云：“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君匪親豈其朋”，數君者，指劉、柳諸公也，此所用“匪親”字，殆與李白《蜀道難》篇中“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同意，此全是滿腹封建思想，無形流露，蓋匪親非朋，反之親即為朋，夫如是，又何須說成為賢與俊乎？稍可稱者，退之於其友一為遷客，十年不調，所謂“吾嘗同僚情可勝”？綈袍之意油然，使讀者相應而生慰情勝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