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子厚論辯文字，大抵有關當時朝局，精悍無匹之作，如《晉文公問守原議》，若視為作者心憂古人，洄溯晉故，豈非獃[10]漢？明蔣之翹頗知此義，於《輯注》中自箋曰：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㪍鞮：……子厚之所以議之者，蓋以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乃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寺人尤甚矣。故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子厚之先見驗矣。

文曰：“其後景監[11]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斷制何等緊迫！就中“不宜謀及媟近”一句，最為綱領。推之《桐葉封弟辯》，並以“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數語顯示銅山洛鐘[12]之妙。唐順之僅解帖括，然亦稱柳文中以《封建論》、《守原論》、及《桐葉辯》三篇為各極其妙，《退之集》中，無此等作也。

尋中唐以後，內廷、外廷倚勢相結之局，幾糾纏至國亡而不可破，以李德裕第一流人望，而不得不倚監軍楊欽義，始由維揚[13]入膺樞近，其他可想。退之與俱文珍有連，且致序措詞，形同諂子，士論羞之。獨子厚挺然於士林中，其與王叔文策劃大事，當然首以銷滅閹宦積毒為務。雖謀奪神策兵權，一試不成，以至貶竄終身，而其人其策，在唐史上之位置，終讓立百尺竿頭，更上一步。於是子厚私居議論，特形岸偉，誰曰不宜？

何義門於“先軫將中軍”一語，提出反證，謂“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幷未為下軍佐也。”此誠小節，何害大義？夫先軫以從亡舊臣，即不將中軍，並下軍佐亦不為，豈不足隨時為其君備顧問乎？義門以帖括文字律柳文，宜有此種挑剔。義門又於“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有異議，謂所附不類，[14]實則《春秋》責備賢者，文中明言“問非失舉”，因以大義繩之，此有何難解？

雖然，義猶有進：《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之二事者，皆赫然弑逆案也，今晉文公，亦止於擇任一將，而謀之事非所屬之寺人耳，子厚遽爾推其所趨，並極其所往，至斷其躬犯大逆，而爽然不疑，此毋乃視天下事太易，且自信太過矣乎？曰：否，凡事機之來，一經作始，將畢必有所至，史家多言唐室之亡，亡於宦寺，而朕兆於永貞，於是經子厚指點之後，不十五年，而元和逆案暴著，誠不得不信為談言微中之效，殊不知永貞內禪，依當時迫蹙形勢看來，順宗殂落，直不能保其非出幽崩，雖形格勢禁，天下不敢言，而以子厚躬參禁近，目入幾微，豈得矇焉無所聞知？是其所懸《春秋》大義，一面示儆將來，尤一面取證現在，因而不顧驚世駭俗，大書深刻如此，誰曰不宜？